唐玄宗的自信还源于他可以居高临下观察朝中政治斗争，并利用不同势力间的矛盾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元后期，张九龄与李林甫在任用牛仙客为相的问题上产生矛盾，唐玄宗借机罢黜张九龄，并扶植牛仙客上位。后来，为了打破李林甫对中枢权力的垄断，唐玄宗破格提拔杨国忠，翦除李林甫的爪牙王鉷并逼死李林甫。

天宝十二载（753年），为了对如日中天的安禄山做最起码的制衡，唐玄宗封哥舒翰为西平郡王。面对杨国忠和安禄山这两位宠臣的争权夺利，他也能利用两人的矛盾进行互相制约。但是，唐玄宗所想的“制约”是权术上的制约，而非制度上的制约。如果对自己运用权术的水平有过高估计，那就会导致所谓“制约”的失效。

唐玄宗自以为能把杨国忠和安禄山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将杨国忠揭露安禄山图谋造反视作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不予采信。甚至到了安禄山反叛的两个月前，他都认为群臣对安禄山的揭发是在内斗，正所谓“哪来这么多叛乱分子啊，它不就是你们内斗嘛”。

然而，无论是李林甫、杨国忠还是哥舒翰，他们都不是唐玄宗“小圈子”里最亲近的人。

唐玄宗用人“小圈子”的核心是高力士与陈玄礼。高力士在唐玄宗即位前就与其结交，陈玄礼则是在唐隆政变中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的实际执行人。《长安的荔枝》小说中李善德将荔枝成功运到长安后的惊险遭遇，就是杨国忠与高力士权力博弈的结果。

不管是高力士还是杨国忠，他们的权力都来源于唐玄宗，二人的权力斗争只不过是唐玄宗玩弄权术的抓手罢了。后来，在马嵬驿兵变中，面对政治生涯中最危险时刻，唐玄宗在高力士、陈玄礼与杨国忠、杨贵妃之间果断舍弃后者，接受陈玄礼的兵变诉求，并派高力士杀死杨贵妃。即使在如此不体面的情况下，唐玄宗仍能利用“小圈子”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也难怪他能如此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掌控力。

1993年历史剧《唐明皇》中杨贵妃被赐死的剧情

当唐玄宗用“小圈子”架空官僚体制以后，国家治理的失能就在所难免了。天宝年间唐朝治理失能的具体例子有很多，其中教训最惨痛的莫过于对外战争的失败。

唐朝自太宗以来开疆拓土，与周边民族共享漫长的边境线，因此统治者对边疆地理形势的掌握和军事地理知识的运用，是维持唐朝辽阔疆域的重要条件。到唐玄宗时期，开元年间，基于他对边疆地理形势做出的正确判断，唐朝对外战争基本全胜；天宝年间，则几乎完全相反。

开元年间（713—741年），唐朝的边患主要是北方的后突厥汗国、西方的吐蕃及东北的契丹、奚族。巨大的边防压力促使唐朝采取以战略防御为主、在必要情况下主动进攻的策略，最终改变了武则天时期在边防上的被动局面。

比如，在吐蕃方向，开元二年（714年），王晙、薛讷率军在武街驿（今甘肃临洮东）抗击入侵的吐蕃军队，最终以少胜多，吐蕃军全军覆没，死伤数万，洮水为之不流，此战遏制了吐蕃的东扩进程。次年，张孝嵩率军击败吐蕃与大食联合支持的阿了达，夺回对拔汗那国（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控制权，巩固了唐朝在中亚的影响力。

开元十年（722年），吐蕃入侵小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张思礼率军救援并大破吐蕃，斩获数万，维护了对帕米尔高原的控制权。

在与吐蕃的东线战场上，开元十七年（729年），唐军攻克了湟水流域与青海湖之间的战略要地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大大减轻了吐蕃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在开元年间的对外战争中，唐玄宗对当时周边民族的地缘形势有准确把握，在唐朝军事力量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没有在同一时期针对两个及以上战略方向发动战役，在同一战略方向内也没有急躁冒进，而是将每次战役的小胜积攒为整个战略方向的大胜，逐步达到战略目的。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中期、后期形势图

然而到了天宝年间，无比自信的唐玄宗将此前的胜利经验抛在脑后，逐渐不再满足于此前的稳扎稳打，而是向周边各族发动全面战争。天宝六载（747年），高仙芝率军翻越帕米尔高原，消灭被吐蕃控制的小勃律国。天宝八载（749年），哥舒翰强攻吐蕃控制的石堡城，虽然重新夺回了这一重要的战略据点，但唐军死伤惨重。早期的这两场胜利，为后续的穷兵黩武提供了支持。

天宝九载（750年），高仙芝背信弃义偷袭石国，引发中亚诸国不满，第二年在怛罗斯之战（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附近，一说战场在今吉尔吉斯斯坦西部）中失败。同年，云南太守张虔陀制造与南诏王阁逻凤的摩擦，引发战争，鲜于仲通率八万大军征讨，虽深入洱海地区，但终被南诏、吐蕃联军击败，死伤六万余。

天宝十载（751年），安禄山为邀功固宠，率六万大军征讨契丹，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唐玄宗及其统治集团面对对外战争的全面失败，没有做出调整。天宝十三载（754年），李宓征南诏全军覆没后，杨国忠隐瞒败绩，继续发兵征讨，前后死伤二十余万。唐朝的对外战争彻底陷入低谷。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对外战争的全面失败在安史之乱前沉重打击了唐朝的国力，成了盛唐将逝的最大预兆。失败暴露了将领贪功、政治腐败、后勤困难、政策失误等问题，追根溯源，与唐玄宗的“小圈子”政治脱不了干系。“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最终，唐玄宗亲自驾驶着自己建造的华丽大船，以最快的航速撞向安史之乱大冰山，粉身碎骨。

当然，作为后人，我们可以“事后诸葛亮”，但当时的人们并不能用上帝视角观察时局，大多数人其实并未预感到盛唐将逝。哪怕对政治局势深有体会的李善德，听到安禄山叛乱后也只能“僵在原地”，完全没有预料。

历史学者黄永年先生曾提醒我们，要纠正将“开元之治”“天宝之乱”理解为开元之治进入天宝即乱的观点。从经济数据来看，在安禄山叛乱前，唐朝经济一直保持着上升态势。比如，天宝时期唐朝政府掌握的户数持续增加：开元二十年（732年）有7861236户，天宝元年（742年）是 8348395户，天宝十四年是8914709户。

此外，唐玄宗还解决了困扰唐朝统治者百余年的长安粮食供应问题。玄宗以前，由于关中粮食供应压力巨大，唐高宗、武则天只得长期住到东都洛阳就食。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从此以后“关中蓄积羡溢，车架不复幸东都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

但与这些“亮眼”的经济数据并存的，是政治腐败。

黄永年《北朝隋唐史论集》

当然，天宝年间也并非人人沉浸歌舞升平、盛世繁华。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唐代诗词、后人编修的史书中，藏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杜甫在《秋雨叹三首》其二痛心疾首地提到“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这句诗的背景是天宝十三载（754年）秋天，关中地区连月雨灾，唐玄宗忧虑灾害影响农业生产，但杨国忠献上饱满麦穗，谎称并无灾害发生，并压制地方奏报，导致“天下无敢言灾者。”政府也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长安的荔枝》中，杜甫被任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此时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没传到长安，大多数人还沉浸在盛世美梦当中。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便写于此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至今读来仍感哀凉。

而唐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也使边塞诗一改往日积极向上的基调。高适在《燕歌行》中写下的名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揭露了唐朝边军内部尖锐的官兵对立问题。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则毫不留情地讽刺前线将领的骄奢淫逸，作为“真丈夫”的盖将军，竟是“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宴会上“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帐中歌妓“可怜绝胜秦罗敷”，而士兵却在“黄沙万里白草枯”的艰苦环境中战斗。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李白《战城南》）对外战争没有停息，战争的非正义性和连续的军事失败给前线士兵带来巨大苦难，这是盛世末期集体心态转变的一个缩影。

对于时局，一些在政治上颇为敏感的人也只能冷暖自知，他们对盛世之下的危机感到忧虑，但也无力改变一切。只要通过破坏制度实现大权独揽的唐玄宗没有做出改变，盛唐的逝去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