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早期地理知识是怎么传承的

以上对于河源和昆仑的认知历史的简单回顾，旨在说明，由于文献记载提供了足够的反证，证明秦始皇时期尚不知道黄河源于青海，而新发现的昆仑刻石又缺乏充分的考古学信息支持，因此才惹来众多质疑。

除了刘宗迪提出的质疑点外，还有其他学者提出的一些质疑也值得注意，比如胡文辉认为，“采药”一词不见于先秦乃至两汉文献，且从铭文内容来看也不符合勒石记功文辞的体例。历史博主王宁认为，即使刻石为真，但也只能证明秦人相信昆仑在他们国家的西方，派人去寻找仙药，不然汉武帝用不着多此一举重新命名昆仑山。

但对《实证》和《昆仑山铭》支持的声音也不低，而为刻石可靠性辩护的学者，也从各个方面进行论证。比如刘钊认为，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风格统一，看不出什么破绽；从文本上看，铭文文字简洁、语法规范，五大夫之名“翳”也符合秦汉的起名习惯。刘钊还认为，刻石文字距目前的地面很近，若是现代人伪造，下边的字要躺着才能凿刻，这显然有悖常理。

昆仑刻石与秦汉文字形体比较表 刘钊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昆仑山铭》的公布略显仓促，《实证》中的释文也有争议，如“方士”与“方支”、“采药”与“采乐”、“廿六”与“卅六”“廿七”，“行”与“兆”、“一百五十里”与“二百五十里”等等。由于释文的争议直接影响对《昆仑山铭》可靠性的判断，因此相关争议有继续深入讨论的必要，复旦大学教授郭永秉就主张应该重新释文。

针对刘宗迪的几点质疑，有学者主要针对刘宗迪指出的皇帝号问题、季节问题方面进行反驳和辩解。但对于刘宗迪提出的最关键疑点，即河源认知问题，反倒没有人提出有力的反驳。在微博上，只有科幻作家宝树与刘宗迪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宝树似乎并没有预先认定刻石为真，而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从逻辑上对刘宗迪的说法进行质疑。

刘宗迪认为，如果秦始皇已经知道黄河真源在青海，秦代已将此处的山命名为昆仑山，这么重要的地理知识为何到了西汉反而不知道了，导致张骞、汉武帝、司马迁这些地理知识最丰富的西汉人，还错把塔里木河当黄河上游、错把于阗南山指为昆仑山？

针对上述质疑，宝树主张，秦始皇时代的知识在秦汉之交的变乱中遗失了，人死了，资料被烧了，自然就没人知道了。

对此，刘宗迪从地理学知识制度的角度回应宝树：

“知识除了书面，还会口传。黄河源、昆仑这种地理知识，在当时是知识界孜孜以求的。西汉初期，秦始皇的博士很多还活着呢。《尚书·禹贡》中就有导河积石、西方昆仑的记载，秦博士伏生传《尚书》，《尚书》很早就纳入五经博士，如果昆仑、河源地理位置秦代已经确知，《尚书》学者会失传？司马迁会不知道？黄河源、昆仑这种地理知识，在当时是知识界孜孜以求的。

宝树提出假设：采药者到了河源，但可能没有回来，即使回来了，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其河源知识没有被共享。

刘宗迪则回应称：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很多早期文献和知识随着礼崩乐坏而散失，中国的知识制度到了战国时期就发生根本改变，学在官府为诸子百家代替，稷下学宫等学术机构成为知识的集散地，学术变得公开化，秦汉沿袭齐国稷下学宫制度，建立博士制度，进一步保证了知识的传承和传播，像河源地理、昆仑地理这种涉及到《尚书》的知识是很难失传的。至于关于翳等发现河源但没有回来的假设，姑且假设有这种可能性，但按刻石文说法，他们是去采药，而不是探河源，这意味着在他们出发前就已经知晓河源，也就是说，秦朝中已经有了河源的地理知识。

对于秦代的河源地理认知问题，《史记·封禅书》中的一段记载更能佐证刘宗迪的观点：

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於是自肴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

这段记载表明，秦始皇为了改变先秦名山大川皆在东方的不平衡格局，特意增加了西方山川，其中包括当时被认为是江源的渎山（汶山）。《禹贡》云“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岷山即汶山。既然秦始皇将当时被认为江源的汶山列入国家祀典，那么如果秦始皇当时已经发现了河源昆仑所在，并且已经派人去昆仑采药，就算他还没有把昆仑纳入版图，以昆仑之神圣、以始皇之好大喜功，岂有不把昆仑山纳入国家祀典之理？

毫无疑问，宝树对刘宗迪的质疑是非常有价值的，这让我们对《实证》和《昆仑山铭》的讨论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即：中国早期地理学知识的传承制度是什么样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宗迪认为昆仑地理和河源地理知识不可能失传。

学在官府、学术机构保证了知识的获取、保存和传承。中国古代地理知识制度既有不同学科知识制度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春秋时期之前，知识传承的制度是“学在官府”。章学诚对“学在官府”有十分精辟的描述：“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校雠通义·原道》）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西周封建制度的崩溃和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原来被贵族垄断的教育制度崩溃，这些掌握知识的“王官”下沉民间，原来“王官之学”的内容转化为私家之学，知识开始从贵族向平民流动，据《汉书·艺文志》所言，诸子十家都是特定种类“王官”进入民间后演变而来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代替学在官府，稷下学宫等学术机构成为知识的集散地，学术变得公开化。秦汉沿袭齐国稷下学宫制度建立博士制度，进一步保证了知识和传播。

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西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被基本认定为稷下学宫遗址。图为建筑基址平面图 北京日报

然而，地理学作为“王官之学”延续的时间远比其他学科要久得多。辛德勇认为地理学“王官之学”的属性从东汉时期才开始发生变化，直到西晋时期才得以根本改观。作为“王官之学”的地理学在《周礼》中有详细记载。《周礼》记载表明掌管地理知识的官员主要是职方氏（包括土训和诵训），其中土训掌管“地慝”，即自然地理知识；诵训掌管“方慝”，即人文地理知识。

在其他学科打破官府壁垒纷纷传入民间的同时，地理学作为“王官之学”的地位一直保持到西晋时期。至少在秦汉时期，地理知识还被官方垄断，《尚书·禹贡》更是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我们找不到秦汉时期的私人地理著述。

《汉书·艺文志》中没有收录符合后世史部地理类的著作，只有子部五行类的“形法”书，这类著作“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除《山海经》外，虽然也在讨论地理问题，但主要是和人居环境中的礼仪吉凶问题有关，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识无涉。

读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些“形法”类著作的唯一例外是《山海经》，《山海经》中的《大荒经》和《海经》原型应是藏于官府的地图，《山经》则是官府进行的国土资源调查资料汇编，它们在战国时期流入民间，为《庄子》《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作者所见。因此在秦汉时期，地理学仍旧维持“王官之学”的地位，公之于众的地理文献仅有流传已久的《山海经》和地位神圣的《禹贡》。

贾耽《海内华夷图》

为什么在其他学科知识进入民间后，地理学知识依旧保持“学在官府”状态呢？这要从地理学在治国理政中的极端重要性入手。

回顾中西历史，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认为地理学“对社会生活和统治艺术有重要意义”，而17、18世纪创立近代地理学的欧洲学者则将地理学视作“了解历史和作为统治的一种实际辅助”（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

1897年，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正式提出了“政治地理学”这一概念。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地方的地理、人口与技术条件很可能决定人类早期国家能否兴起。一个国家的疆域大体是国家组织能力与地理、技术、军事竞争等因素决定，因此政治家需要掌握足够的地理知识去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并将对地理知识的垄断性解释内化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二者基础上就形成了与政治体系配套的地理学，我们可以称作官方地理学。

实际上，将地理学知识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认为，观察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学可以从三方面着眼：一是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二是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三是政治家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

在地理学尚属“王官之学”的年代，《禹贡》作者规划了“九州”和“五服”两种政治地理格局，秦始皇确定对西方山川的祭祀以改变先秦名山大川皆在东方的不平衡格局，汉武帝依据《禹贡》对新开拓疆域山川进行命名，这些例子都证明地理知识在秦汉统一国家建立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禹贡》作为官方地理学的经典，地位十分重要，而昆仑地理与河源地理与《尚书》密切相关，相关知识一旦产生是很难失传的。

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讲义》书影

秦灭六国和秦汉之际“王官地理学”的传承，在文献中有清晰的脉络。《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刺秦王携带督亢之地图，以表达燕国对秦国献土的诚意：

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

又《史记·萧相国世家》载：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相国世家》中提到的“图书”，山东大学教授江林昌认为夏商周秦汉时期的“图书”很多都是以山川神怪崇拜为内容的文献，这类文献的“图”表现山川形势，“书”则是对图中内容的说明。

由此可见，“图书”是当时地理文献的主要保存形态，在“王官地理学”的背景下被朝廷收藏。萧何所得秦“图书”以上使刘邦能详尽地知道天下山川的险关要塞、户口多少、人力物力强弱的地方，这表明这些“图书”就是官方的地理文献。

两条记载展示了秦灭六国和秦汉之际地理学知识清晰的传承脉络：秦灭六国应该将各国“图书”运回咸阳收藏，而汉代又能将这些“图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价值。这足以证明古代帝王对于地理知识的重视。我们据此可以确定，秦汉之际不存在地理知识传承中断的问题。

既然秦人河源地理和昆仑地理知识失传的可能性极小，那么如果后世没有对秦始皇派人去昆仑采药相关记载，就足以证明秦代并不存在相关河源地理和昆仑地理知识。

关于《实证》和《昆仑山铭》中所见秦代并河源地理和昆仑地理知识是否存在的问题，其实我们还能找到更明显的证据：《史记》中没有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

众所周知，司马迁父子担任太史令，这是一个与国家祭祀关系密切的职务，《秦始皇本纪》中大篇幅叙述了秦始皇求仙问药的事迹，《封禅书》则记载了秦始皇至汉武帝时期方士参与国家祭祀的具体状况，而太史令正好是这些国家祭祀的参与者。因此，司马迁父子所掌握的和方士有关的资料不但十分详尽，而且是独有的第一手材料，可信度极高。秦始皇求仙问药可能不为当时大多数人所知，但在司马迁父子这里却从来不是秘密。

在司马迁的记载中，关于秦始皇求仙问药的传闻主要在东方（尤其是盛产方士的齐燕两地），如果真的有五大夫翳去河源采药，那么司马迁不可能漏记；如果五大夫翳从这次采药之旅带来了关于河源地理和昆仑地理的新知识，那么司马迁不可能在《大宛列传》中在河源问题上犯低级错误。如果《昆仑山铭》确实如《实证》所说那样，那么《史记》相关叙事体系将被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