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郁翔越】

虽然2025年尚未过半，但关于《昆仑山铭》的争议似乎已预定了今年中国人文学术热点的头把交椅。

6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刻石》（下文称《实证》）一文。该文介绍，近期，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刻石题记（下文称《昆仑山铭》）。这一黄河源刻石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意义十分重大。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发了学界热议，同时也在大众层面引发了强烈反应。

石刻照片 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记忆

石刻线描图及释读。来源：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记忆

《实证》首先遭到了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的质疑，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刻石造假新高度》一文，这一标题表达了他对《昆仑山铭》的鲜明态度。

随后，更多学者加入了质疑《实证》和《昆仑山铭》的队伍。实际上，如果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实证》中的论断是一边倒的支持，那么这个发现可能不会激起如此大的波澜；无论是支持者还是质疑者都给足了相关论据，这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有利于加深公众对历史议题的思考。

但在对《实证》和《昆仑山铭》的讨论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吃瓜”，也不应该扣与学术无关的“帽子”。这场讨论的作用和意义，归根结底是促进公众对历史认识的深化。正如辛德勇所说：“相较于传世文献所载录的历史事项，所有考古新发现，不管是文物、文献，还是遗迹，所传达的历史信息都是孤立、片面而且零散的。”面对新发布的《昆仑山铭》，考古学和文字学学者应就事论事，将眼光聚焦在铭文本身；而历史学者更应将其置于秦始皇所在的时空环境中考虑，或深化固有认识，或冲破思维定式。

辛德勇《发现燕然山铭》书影

一、令人疑惑的铭文

虽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但对《昆仑山铭》的所有质疑必须立足在对其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看到《昆仑山铭》以后，质疑者第一印象感觉它太“准”了，跟秦始皇求不老药、昆仑出河源的记载一一印证；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刻石最后有“前□可/一百五十/里”的数字，而刻石所在地距离被后世认为是黄河源的星宿海，换算为秦里恰好是150里左右。

经验告诉我们，古书中关于同一事物、同一事件的记载，如果不是出自同一个信息源，必定会参差多端，“太准了”，反而令人生疑。

况且《实证》一文作为如此重要文物遗迹的首次发布，却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发现刻石的前因后果的讯息，包括哪个考古队、“近期”是哪天、刻石的具体位置、是否由当地人带路或报告等关键信息，给人印象是刻石是作者在田野考古中首次发现。

果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消息发布不久，网上就出现了多种质疑的声音，最早提出具体疑点的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宗迪。他连发数条微博，指出铭文有以下几大问题：

一是时间问题。铭文中提到“皇帝”，日期是“廿六年三月”，有人质疑应该是“廿七年”，虽然其中“六”字并不清晰，但初步判断刻石中的字形明显与“六”相近。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先是“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而后“秦王初并天下……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年，完成了灭六国，始议帝号称皇帝的壮举。

虽然没有明确记载秦灭齐和秦王政称皇帝的具体月份，但毫无疑问的是，从灭齐到议帝号之间肯定有时间差。元代都实奉命探河源，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从临夏出发，经四个月方到达河源，以此类推，秦人出发最晚当在秦王政二十五年的冬天或秋天，此时秦王政尚未称皇帝号，那么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是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的呢？

二是季节问题。刘宗迪指出，这块刻石称五大夫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到达距河源一百五十里处，这证明之前的行程都是在冬天进行。河源地区气候寒冷，冬天冰天雪地，道路难行，沿途粮草供应更是问题，人马不被冻死也会饿死。后世河源考察季节的选择也能说明问题：如，元代的都实选了初夏四月出发，历经整个夏天，八月到达河源；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拉锡率团查探河源，也是在夏季进行。

三是“方士”问题。刘宗迪认为，铭文中“方士”一词，《史记》常用，但《史记》之前罕见。《史记》中“方士”多为汉人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庄子·天下》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方士”是“方术士”的简写，泛指方术之士，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意思，并非官名或职务名。《封禅书》中屡见“方士”一词，司马迁用它特指热衷长生求仙的燕齐方士一类人物，含有鄙视的意味。

实际上，除《封禅书》及沿袭《封禅书》的《汉书·郊祀志》之外，“方士”一词使用的频率并不高。“方士”是司马迁对炼丹求仙、装神弄鬼一类人物的他称，这个称号并不光荣，所以似乎不会被当时人用来自我标榜。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书影

此外，还有“己卯”干支问题，有质疑者指出，无论是秦始皇二十六年还是二十七年三月朔日之后的干支都没有己卯。受益于出土文献中对秦代历法丰富的记载和相关学者所做的大量工作，当今秦代历法研究已十分成熟，因此对干支的质疑也需要得到重视。

刘宗迪认为，尤其关键的是河源问题。他在微博转发了自己撰写的一篇讨论昆仑与河源问题的旧文《昆仑：在神话的光芒之下》，认为“张骞通西域，汉武帝据其报告将新疆和田的南山命名为昆仑，这是昆仑的位置第一次在现实地理中被确定。唐代与吐蕃交涉密切，青海黄河源头之山被命名为真正的昆仑。”刘宗迪以此为据，指出如果秦代就形成了河源青海的认识，那么就无法解释汉唐之间对河源的认识为何出现倒退。

关于历代对河源认识的深化过程，传世文献中有清晰的记载，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纂的《河源纪略》对历代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史记·大宛列传》明确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这表明司马迁写《史记》时，汉人还不知道黄河源出青海，故张骞、汉武帝、司马迁都误以源出和田的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游。

由于更早的文献《山海经》记载“河出昆仑”，汉武帝认定的昆仑山位于今南疆地区；《禹贡》又说“导河积石”，汉代积石山位于“金城西南”，二者之间明显没有河道连接，因此《汉书·西域传》综合这两种说法，提出了一种十分荒谬的河源说法：“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潜行地下，南出於积石山为中国河。”郭璞注《山海经》的时候也认为“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山于窴国，复分流岐出，合而东注泑泽，已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

然而，凭常识就知道，这种违背“水往低处流”的常识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因此汉代人们对河源问题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据文献记载，人们对河源的正确认识产生于西晋时期，杜预在《春秋左传经传集解》中云“河源西平西南两千里”，张华在《博物志》中提到“河出星宿，初出甚清”。张华将河源追溯到扎陵湖以西的星宿海，这已经与河源十分接近。

随着东晋十六国时期羌人和中原民族的交往日益密切，以星宿海为河源的说法深入人心，隋朝以此为据在阿尼玛卿山附近设置了河源郡。唐代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云“古所谓昆崙者也，夷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全唐文》卷七百十六）其中“紫山”即巴颜喀拉山，因此刘元鼎记录的河道就是现在所确定的黄河正源卡日曲。

唐代以后，人们对河源的认识过程颇为曲折，一方面人们根据汉代教条认为黄河上游为塔里木河，另一方面又有人将约古宗列曲作为黄河正源。新中国成立之初，仍旧错误地以约古宗列曲作为河源，直到1978年才将卡日曲认定为黄河正源。

通过反映中国人对河源认识过程文献的梳理，我们可知虽然人们对河源的认识在唐代以后经历过反复，但毫无疑问是深入发展的。如果刻石为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人对河源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现代科学测量的水平。假设这个前提成立，那么又如何解释汉武帝、张骞和司马迁对河源问题认识的巨大倒退呢？

除了以上问题，铭文还有其他可以商榷之处。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认为《昆仑山铭》是真古物，但现存只是整块刻石的下半部分。如果侯光良教授所述为真，那么略过上半部分直接将刻石解读为秦始皇方士采药昆仑，本就不够严谨。既然刻石有严重残缺，那么保持残缺状态的释文才是合理的，而不是将其强行连缀成文。

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对《昆仑山铭》提出的质疑并不能判定其为后人伪造，那些《昆仑山铭》“一眼假”的说法同样是极不负责任的。即使质疑，也需要摆事实、讲道理，在尊重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从科学和学术的角度提出辨析意见，才能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