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策的影响有多大

前面提到，在顶尖科学家公开联名抗议之前，美国高校圈已多次组织“坚持科学”的抗议活动。但正如很多照片所展示的那样，相关活动参与人数有限，社会影响力也一般。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在于这些活动缺乏社会基础。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思想和“关税战”理论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美国民众选出这样的总统，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国际和国内秩序，因此特朗普行事不计后果，地位却依然总体稳固。

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前所未有的高关税，在全球引发剧烈的金融冲击和数十国的强烈反弹。在不少美国人看来，这就是性命攸关的斗争，是美国一国对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斗争。

非常时期自然采取非常措施，相比其他支出，高校的开支不仅短期内难以产生收益，而且数额巨大，自然要优先节约。因此，“坚持科学”的抗议活动不仅缺乏社会人士参加，甚至连高校圈都响应有限。

加之特朗普以打击反犹太主义为借口整肃了一批高校，很多学者都害怕成为“出头鸟”，暂时持观望态度。

大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先软后硬的过程。哥伦比亚大学的立场相对比较软，因为是最先取消拨款的，加上特朗普亲自过问和指挥，学校核心管理团队似乎被严厉的指控吓到了，于是就屈服了——毕竟种族歧视、支持恐怖组织、鼓动学生反对美国，这哪里像总统批评自己国内高校的话。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工会抗议学校向特朗普屈服

进入三月中旬之后，一方面特朗普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关税战”方面，另一方面或许大家看到单纯让步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之后遭到打击的大学比较硬气。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艾斯格鲁伯表示：“我们打击反犹太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歧视，并且愿意在此问题上与政府合作”，随后又话锋一转，“普林斯顿还将同样积极捍卫学术自由和本校的正当权利”。

3月19日，艾斯格鲁伯还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反对特朗普，将其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打击称为“数十年来美国大学的最大威胁”，并呼吁大学领导人不要屈服，要坚持用诉讼保护自己。就在发文前，美国能源部宣布暂停为普林斯顿大学提供资金。

美国大学运转的逻辑与中国稍有不同，老师跟学校的关系更类似于合伙人。如果不进行授课等公共服务，永久职位例如教授也只能拿到保底工资，而讲师等临时职位则拿不到工资。无论是永久职位还是临时职位，想要利用学校的平台招生，必须先拿到资金赞助，并向学校支付实验室费用，试验和研究的费用也要从这里面出。

因此，只想做科研不想教书的老师受影响最大。宾夕法尼亚大学斯普林曼的经历最极端。作为青年学术“卷王”，他一共拿到五个较大的国家项目资助，2月份接到通知，其中4个被取消，而现在最后一个来自国防部的资助项目也被取消。在接受学术期刊附属通讯社《自然·新闻》采访时，他表示自己的学术理想很可能因此破灭。

斯普林曼很可能是研究美国视角下的海外文化，通过研究帮助美国增进对其他国家及文化的了解，因此收到了国防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诸多渠道的赞助，但近期由于各种因素被拖延或取消。这一研究领域的教师，目前较为普遍地碰到了类似遭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属于永久职位较少的私立大学，出于对财政状况短期内好转的绝望，决定裁员2200人，是目前少数确定通过裁员渡过难关的大学。而其他高校更为普遍的做法，是冻结招聘或招生。

目前美国已有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在内的十几所州立大学冻结了招聘，减少招生的范围则更大，哈佛大学格里芬艺术研究生院已拒绝了所有报考的研究生，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医学院有一个方向今年没有招收博士生。

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学校，诸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宣布可能减少学生的津贴或奖学金。

跨性别科学工作者以及美国高校中的少数族裔也受到影响，今后美国高校的档案性别一栏只能填男或女，教师的自我介绍中也不得涉及相关内容；同时，涉及这些方面的国际交流和研究的资助，基本都被裁减了。

由于当下美国社会狂热的“准战争”氛围，尽管这些政策没有直接针对少数族裔，但仍引发了恐惧和担忧。近期，计算机安全领域的著名华裔学者王晓峰及其妻子，一起遭印第安纳大学火速解雇并抹除相关档案资料。随后，FBI对其两处住宅进行搜查，在搜查前后两人一度失联。

王晓峰夫妇的律师表示，他们目前安全，没有被捕。但王晓峰夫妇拒绝接受采访，也不回应亲戚朋友的关切，还是让整件事显得比较反常。这也让美国高校的华裔教师、甚至美国计算机安全领域的学者感到困惑和恐慌。由于特朗普政府对大学的“整肃”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公开的，未来这样的猜测或现实，预计将变得更加普遍。

吸引科学家来华是否必要？

由于特朗普的倒行逆施，确实让不少美国科学家考虑离开，其中包括不少华裔。不过，仔细分析特朗普政策的实际影响，以及受到较大冲击的科研人群，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不同情况。尽管有部分人萌生去意，但其中有多少人真心愿意来华工作，是否值得我们动用宝贵的外汇去挖人，恐怕需要耐心观察。

首先，目前真正想走的群体，主要是严格的环保主义者、跨性别研究者以及自我定位为世界公民的自由派；如果就总体研究水平来看，这个群体并不十分突出。

而这部分人身上，有一些共同特点或者说“刻板印象”，需要管理者充分考虑照顾其个性。对于想要延揽他们的机构或高校来说，势必要有高超的手腕和完备的预案，避免优厚条件引进的科研人员没能推动学校发展，甚至反而影响声誉。

其次，大规模人才引进必须讲究时机。17世纪意大利科研转入低谷，二战前后德国科学家四处辗转，背景都是所在国政府采取了决绝的政策，导致受迫害的科学家不仅几乎没有退路，甚至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这样的情况下，引进的学者往往都像本国人才一样服务于接收国，重金引进的政策也能取得不错的性价比。

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

特朗普的近期政策虽然影响很大，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所谓离开的表述，某种程度上也是学者的一种试探和博弈策略。现在若盲目乐观地抛出橄榄枝，可能只会有利了“学术候鸟”——只想一年内短期待在新的工作地，同时又能从研究机构拿到补贴和收入。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大繁荣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高校教师岗位。各个高校为了跟上发展，都可谓求贤若渴，而激增的大量名额也让本土势力对引进人才的掣肘大为减少。而对于愿意在他国工作的科学家而言，无论是职位待遇还是资金支持，都很难找到比中国高校更好的选择了。

以国内某知名高校为例，按照顶尖学者、杰出学者、高级访问教授和优秀青年学者四个类别，常态化延揽国际人才，涵盖了兼职全职、年龄大小、水平高低等所有重要指标。

对于顶尖学者，高校可以直接给予学校的最高荣誉讲席教授，并在薪酬、福利上采取“一人一议”的方式，上不封顶。对于顶尖学者和杰出学者，学校还会根据实际需求提供一大笔经费，供其投身新的研究方向。除此之外，在团队建设、住房和子女入学方面，也有诱人的安排。而且在顶尖期刊论文、职称、诺贝尔奖等指标上也没有设置刚性要求，只需具有“国际学术领导力”，可谓不拘一格。

中国高校、科研机构的人才引进政策，在全球学术界都备受关注。但我们的初衷应该是招揽到真正有意来华工作的人才，对于保持观望、朝三暮四，即便来了也难以长期投入的人士，恐怕并非我们的目标。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国际顶尖学者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手指，也没有神笔马良的画笔。如果高校自身的学科建设不够扎实，纵使高价“买来”几位顶尖科学家，恐怕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此外，针对学术规范和奖惩制度的严格化、高等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学术经费的分配使用，以及避免高校的急功近利、“摘桃子”心态等问题，需要从上至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自我规范。

此外，对于已经引进的人才，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鼓励其积极参与教学和科研工作，发挥其专业优势和创新能力。通过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可以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人才引进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高校和科研机构耐心、细致地进行规划和实施。只有真正吸引到有志于来华工作、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才，才能为中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注入新的动力。从目前国内高校引进的情况来看，还是比较谨慎和务实的。

事实上，重大科研成果有可能来自权威学者和大团队，但更有可能来自青年学者和小团队。在2021中关村论坛上，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对我们来说，始终秉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包容态度，海纳百川，为我所用；但同时，也要摆脱盲目追求海外人才或是执着于复制美国的历史，简单地认为通过收留“流亡”学者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且不说世界科学中心四次转移的理论本是一些假说，即便这种说法成立，也至少有两次转移与引进他国人才关系不大。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理论

马克思说：“社会上一旦有技术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如今中国的迅猛发展，到处都蕴含着对科技突破的强烈渴望；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彻底激发本土人才的澎湃活力，让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

目前全球经济震荡加剧，特朗普一边通过前所未有的关税减少逆差，一边精简非必要开支增强美国“金融作战”的能力，这是一头准备吃人的“野兽”。我们也应该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尽管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面临许多难题，但国家财政倾力保障高等教育投入，每一块经费都来之不易，更应精打细算。教育投入是为了未来，若不能赢下现在，何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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