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袁嘉】

当前，无论是司法判例还是立法指向，美国、中国和欧盟都在加强互联网平台领域的反垄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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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9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以下简称FTC）和48个州及地区总检察长对Facebook（已更名为Meta，本文仍统称为Facebook）发起反垄断诉讼，针对Facebook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及拒绝向特定竞争对手开放数据接口的行为，指控该公司通过长达数年的反竞争行为非法维持其在个人社交网络领域的垄断地位。

2021年6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以证据不充分为由裁定驳回诉讼，但允许FTC补充材料后再次提交诉状，这一结果让部分人士对Facebook感到乐观，似乎其胜局已定。

然而，2021年8月19日，FTC向法院提交了修改后的诉状，针对Facebook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提供了更加具体的证据和论证，并且围绕Facebook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展开论述。

2022年1月11日，Facebook要求撤销FTC对其反垄断诉讼的动议遭到法院的驳回，法院裁定指控Facebook实施垄断行为的诉讼可以继续进行。

在本案中，Facebook拒绝向竞争对手开放API、拒绝互操作性的事实是FTC紧咬的一大反竞争行为，亦因其关联至国内热议的“平台封禁”等词而引发巨大关注。本文就此展开分析讨论，以期探讨平台互联互通的边界问题以及监管思路。

Facebook封禁行为争议始末：从开放到封禁

在平台发展之初，Facebook十分鼓励软件开发者在平台内建立一整套应用程序生态系统，为此开放了Open Graph等一系列API，以允许开发者在第三方产品与Facebook之间创建互操作性。

FTC认为，在此政策下平台、第三方应用开发者、用户实现了三方互利共赢：平台获得了商誉、持续性增长和用户参与度，以及海量站外用户数据；第三方应用开发者通过融入社交功能，从Facebook大规模的高度活跃用户中获益，并改进了用户体验；用户也享受到了更多的效率和便捷。

但随着业务的飞速发展，Facebook的开放政策产生了180度大转弯。自2011年6月起，如FTC所诉，Facebook关闭了对竞争者有重要商业价值的API的入口，仅向不会对Facebook构成竞争的应用开放API。

具体而言，FTC将这些竞争者归纳为三类：（1）提供个人社交网络服务、从而与Facebook构成直接竞争关系的有潜力的应用，如Path；（2）具备一定社交功能但尚未构成Facebook的完全竞争对手的有潜力的app，如Twitter所有的视频分享应用Vine和本地社交网络Circle；（3）移动通讯app。

FTC认为此举在于扼杀、阻碍能够威胁Facebook个人社交网络市场垄断地位的竞争者，同时，Facebook还以关闭API相威胁，来阻止其他新的app进入个人社交网络市场。

不过，迫于舆论和监管压力，在2018年12月， Facebook放弃对核心功能的限制，且之后未再实施API封禁——尽管FTC认为此举仅是Facebook的“避风之策”。

对此事实，法院在2021年6月份的裁定中认定：FTC未能证明Facebook的垄断地位，况且其所指控的API封禁行为已停止实施数年且不能证明Facebook再犯的可能性、因而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正在实施或将要实施”的起诉要件，因此驳回FTC的此项控诉。

同时，法院还认为：虽然Facebook不具有向其它应用开发者开放API的义务，但FTC控告的部分特定拒绝交易事实可能构成了垄断行为，只因其数据封禁行为业已停止，故不再进一步分析过去的封禁行为是否违法。

在第一次起诉受挫后，FTC于2021年8月补充材料后再次起诉，并将对关闭API的指控整合入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的指控中。

在2022年1月作出的第二份裁定中，法院认为FTC成功证明了Facebook具有垄断地位，该垄断诉讼可以继续进行。

此次美国地方法院对于Facebook的平台封禁行为之所以并未进行详细分析和讨论，仍然是因为其进行了自我纠错，于2018年主动废止了不向竞争对手提供API接口的数据封禁政策，而并不意味着美国地方法院认可了Facebook实施数据封禁行为的正当性。

封禁行为违法性的裁判标准及其借鉴意义

法院基于Aspen Skiing案确立的裁判标准，给出了认定封禁行为违法性的三重标准：（1）垄断者针对的对手需曾经与其有过交易；（2）垄断者与市场上的其他人仍保持交易；（3）在短期利益受损的情形下，垄断者实施封禁的唯一理由是在长期竞争中将对手赶出此市场。

就法院根据Aspen Skiing案提出的三重标准而言，核心是垄断者为了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而实施垄断行为且实现了该效果，至于先前有过自由交易行为而后来中止的条件，更应被理解为推定垄断者即使冒着短期利益损失的风险也要排除限制竞争来打压对手。

也就是说，平台封禁行为的理由和效果是判断封禁行为违法性的重要依据，如果该封禁行为带来了反竞争效果，同时不存在其他实施该行为的合理理由，那么即可认定该行为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目的、具有反垄断法上的违法性。

根据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互联网头部平台实施封禁行为缺乏正当性，并不符合经济性。互联网头部企业在实施开放API访问接口等互联互通行为时，其仅需要重新设计平台存储形式，而无需额外承担高额的设施改造费用和维护费用，便可以获得大量的用户增长福利。

如果互联网头部企业在开放API访问接口后又针对特定的竞争对手封禁了接口，则需要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开发设计并投入更多额外资源进行改造和维护。因此，互联网头部平台反向实施拒绝开放API访问接口等平台封禁行为缺乏客观上的必要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此次FTC诉Facebook案中，美国法院提出应该援引Aspen skiing案的分析框架，针对Facebook先开放接口而后又撤销的行为作出认定。套用前段提到的分析框架和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可以得知，如果具有垄断地位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最初向所有第三方平台开放API数据接口，而后又撤回了特定经营者的API访问权限，那么就可以认定其行为并非出于正常的商业经营需要，而是为了限制已有竞争对手和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

FTC认为Facebook的封禁行为构成垄断，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在Facebook的平台政策经历了从早期提供数据交换服务，到断开部分竞争对手的数据交换，再到2018年底全面恢复数据交换的过程，且可以推定Facebook是有利可图的，满足了第一层次的时间标准。

其次，内容标准的检验，一般而言，Facebook拒绝向特定竞争对手开放数据接口，则可以反推其开放数据接口的服务有可能同时在向市场上其他同等条件的客户进行提供，行为标准得以验证。

最后，Facebook基于平台生态发展和增强用户体验等商业诉求，开发开放平台的商业模式，针对各种APP经营者提供API为主的数据兼容服务，为其自身、合作商家、消费者都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和收益。Facebook实施平台封禁行为，则很可能是为了实现反竞争的目的而牺牲自身的短期利益，目的标准的检验就得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