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年间全球人口增加了189%，但是谷物的增产却超过了人口增长达到了215%。全球粮食价格的稳定也体现在粮食进口在日本进口结构比重的下降上。1960年代日本的粮食自给率虽然维持在70%左右（按卡路里计算，按产量计算则超过80%）的高水准，但粮食在进口额中一直在12%上下。21世纪以来，虽然自给率大幅下降，但粮食的比重却不升反降，一直低于10%。由此看来日本可谓是这场全球绿色革命的最大获益国之一。

还有人担忧日本受国际紧张局势影响，导致某日海外进口航路被切断，使得粮食无法进口而被饿死，但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首先日本主要的粮食进口国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友好、同盟国家，在未来翻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万一日本的进口航路被切断，真正危险的不是勉强自给的农业，反而是自给率仅4%的能源。

由此观之，日本的农业自给率虽然数字并不理想，但问题远未达到如农林水产省和大众认为的那般严重，而过度执迷于提高国产食材自给率，不过导致国民徒增粮食的开支并浪费税金罢了。

谁在危言耸听

那么为什么日本国民深信农林水产省宣传日本粮食自给率急需改善的神话呢？这就和日本农业相关团体和农业在日本政治中不成比例的发言权密切相关了。

在日本内阁之中，主管农业的农林水产大臣这一职位并不起眼，由于农林水产大臣在任期间甚至退职后总是丑闻、厄运缠身，而且从该职位鲜有日后荣升首相者，被日本媒体称为“鬼门”和“被诅咒的职位”。

虽然日本已经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农业作为一个产业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日本农业的产值不过8兆多日元，为GDP的1%左右，甚至不及丰田、松下等大企业的年度营业额），但农林水产省仍作为内阁一个重要的职位继续存在，并保持和巨大农业团体农协之间的密切联系。

农会日本协同组合（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简称农协、JA）由于允许祖辈务农者也可以加入，因此农协的成员人数超过农业人口，达到了1000万人。JA一直以来由于与农林省说不清道不明的共生关系和“天降”问题（天下り，即农林省官员退休后进入农协出任顾问），而被人诟病，农林省也被视为农协的代言人。此外农协不仅从事与农业相关的事业，还参与金融、信贷业务，坐拥的农林中央金库对日本地方经济拥有巨大的发言权。

农协内部讲求平等主义的倾向，也固化了日本农业原有的零碎化、小规模经营趋势。此外，农协还通过对农业用地转让的设限和对农产品价格的制定权，让试图大规模、专业化经营的业者无从下手。这也间接提高了日本国产农产品的价格，并压缩了日本国民的钱袋。

在这场煽动日本粮食危机和推动农产品国产化的运动之中，农林水产省和农协正是其中的主力，并通过煽动粮食自给率危机，唤起了国民对于农业问题的关注，并换得了来自政府的巨额农业补贴。

即使是安倍和日美财界也对坚如磐石的农协无计可施

此外，日本农村人在政治中不成比例的相对影响力也是一因。当下日本的总户数为5000多万户，其中农户包含兼农户不到300万户，不及整体的1成。那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为何农民会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影响力呢？

因为日本当下的选举制度基本是基于1940、50年代的人口分布来划分选区的，此后的选区改定沿袭只增新选区不减旧选区的原则。虽然战后大部分日本民众生活在农村当中，随着日本工业的起飞，大部分农村人口被吸引到城市。因为修改选区划分的权限在于国会，或说在于占国会多数席位的执政党自民党手上，以农村地区为根基的自民党在这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比赛中，显然很难真心实意地去消除各个选区之间一票差距的问题。

不同于瞬息万变的都市地区，在农村地区的选举中除了金钱的因素之外，地缘、血缘的作用尤为突出。田中角荣在新潟第3区的“地方王国”，让他横跨40余年不受个人政治沉浮的影响，连续当选16次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此外日本政治上也遵循“年功序列”原则，当选次数越多的议员在内阁中的位置越高，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因此拥有稳定农村选区基础的议员自然成为政界大佬，也让为农村地区代言的议员在政治上有了不同寻常的发言力。

虽然在TPP的谈判中，日本在“圣域5项”——米、麦、糖、牛猪肉、乳制品这些重要的农业领域暂时避免了完全撤销关税，但中长期撤销农业保护政策大方向，也逼迫农协往废除平均主义、支援农户专业化的转型方向踏出了一步。但TPP的搁浅让农协着实松了一口气，并缓和了改革的压力，短期看来煽动农业自给率危机、宣扬国产食材神话的结构仍将继续。而日本消费者也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那价格不菲的国产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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