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中，科学家们提出证据，证实麦克尼尔的带有预见性的讲话确有道理：病毒正在迅速发生变异；就在科学家们开会时，海豹死于瘟疫；澳大利亚传进新病毒一年间，野兔死去90%；大流感正横扫整个动物世界；安德洛墨达变体（Andromeda strain）几乎以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的形式出现在非洲；超级大城市正在发展中世界崛起，形成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据点；雨林正在被毁，迫使携带疾病的动物和昆虫进入人类居住的地区，使致命性的神秘微生物第一次在大范围内感染人类、危及人类生存有了切实的可能。

我作为年轻一代中的一员，在充满信心的治疗医学时代接受教育，对传染病极少关心。我听着会上的发言，觉得更像迈克尔·克赖顿小说里的内容，而不是来自实践经验的科学讨论。可是我和千万个在抗菌素出现以后，在基因工程时代成长的年轻科学家一样，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有长长一串最近出现的病毒：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与血癌有关的人类T细胞白血球过多病毒（HTLV）Ⅰ型和Ⅱ型、最近发现的几种肝炎病毒、在非洲和亚洲发现的多种出血症病毒等。

1991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院下属的医学研究所召开特别小组会议，议题是进一步探讨1989年科学家会议提出的问题，并在两个方面对联邦政府提出建议：微生物威胁对美国公民的严重程度；改进美国疾病监测和监管能力应采取的步骤。1992年秋，医学研究所公布了研究报告：《正在出现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Emerging Infections：Microbial Threats to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传染性疾病在美国出现的危险确实存在；当局准备不足，难以预见和处置新的流行病。

“我们要发出的信息是，问题是严重的，而且会更加严重。我们需要加强工作来扭转局面。”莱德伯格在报告公布的当日说。

报告公布以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开始冥思苦想，终于在1994年春制订出一个计划：提高警惕，对疾病暴发作出迅速反应。由于对1981年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的出现反应迟缓，使得流行病扩大，到1993年已涉及150万美国人，每年耗费联邦政府120亿美元，用于研究、制药、教育和治疗。

疾病控制中心决心不再重复这种错误。

但是在1993年也有不同的声音，反对美国科学界目光短浅，往往只强调病毒，单单重视对美国公民造成的威胁。曾直接同疾病作过斗争的白衣战士如乔·麦考密克、彼得·皮奥特、戴维·海曼、乔纳森·曼、丹尼尔·塔兰托拉等有力地争辩道：微生物并不遵守人类的国界。另外，他们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在出现的最危险的疾病不是病毒性的，而是细菌和寄生虫引起的。他们说，需要开阔视野。

其他持批评态度的人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看人类漏洞百出、指导不当的控制微生物的行动就会发现，大部分问题正出在现在呼吁提高警惕的科学界本身。乌韦·布林克曼、安德鲁·施皮尔曼、功有田等人提出，在全世界富国的学术单位和政府机构看来似乎是可行的微生物控制措施，到地球上的穷国去执行时，却会造成灾难。

持批评态度的人指责美国人，说他们眼光狭窄，只看到疾病在美国出现，却看不清真实的形势。当你看到一个身裹绿色“肯加”的恩德贝勒族小女孩时，这形势就不言自明了。她躺在津巴布韦的布拉瓦约城外一个卫生所的硬邦邦的土地面上。她母亲坐在她身边，恳求的目光投向走进这个两间屋子的诊所的每一个陌生人。4岁的女孩发出微弱的哭声。

“她得的是麻疹。”诊所主任说，用手指着孩子，态度严肃。他领着一个参观者出去观看当地改进抽水马桶和提高农村儿童膳食中蛋白质含量的业绩。

一个小时后他又返回这个泥糊的篱笆诊所时，只见小孩的母亲扭动身体，痛苦万分，泪水悄悄滚下面颊。小孩微弱的哭声已经停息。又过了几个小时，那位母亲和她的丈夫将一领卷起的草席横放在自行车车把上，席里卷着小女儿的尸体。他们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边，推着自行车，凄惨地沿着红色的泥路走去。

当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母亲们安排孩子们“接种疫苗”，故意让年幼的子女接触一下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甚至鸡天花的时候，这些疾病却在迫使世界上某些最贫穷的国家的父母们求天告地，来面对他们的一半儿童在10岁前就会来临的死亡。

美国的医生在他们负责保健的人动身到墨西哥的提华纳以南旅行前，会开出一长串需要接种的疫苗和处方药，这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据，证明了全世界在富有与贫穷、发达与落后之间的巨大差别对卫生方面带来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对南半球的贫穷落后感到遗憾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把大量的金钱投到最贫穷的国家，兴建项目，意在使这些国家的民众进入“现代”。当时的逻辑是：随着社会的整体结构和经济状况逐渐接近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民众的健康状况自然会改进。

但是到1990年，世界上主要的贷款国家与机构不得不承认，现代化活动只是恶化了第三世界普通百姓的状况，增加了各国上层和外国机构的权力、财富和贪污腐败。充满田园风味的农业社会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就面目全非，成了围绕着一个或几个巨大的城市而存在的国家。这些城市越来越大，像是田园画上的污泥浊水，淹没了民众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将年轻的求职农工冲向乱糟糟的半城半乡的贫民窟，里面连起码的人类垃圾处理和公共卫生设施都没有。

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化自由市场世界，社会各阶层的人对于环境污染与个人健康之间的关系都变得日益关心起来。由于杀虫剂滥用、含铅涂料、石棉纤维、空气污染，以及使用添加剂的食品的危险日见明显，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民众呼吁制定法规，限制对环境和食品的污染。

随着地球大气层臭氧空洞的发现，全世界的科学家开展了一场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为了防止地球保护性臭氧层的进一步污染、破坏，全球应负何种责任。同样，海洋生物学家也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论，题目是为了改变地球各大洋的不良状况和鱼类、珊瑚及哺乳动物遭遇的近乎灭绝的危险现状，世界各国应当共同承担何种责任。保护主义者把注意力转向全球野生动物的保护。生物学家如哈佛的E·O·威尔逊和史密森学会的托马斯·洛夫乔伊则提出警告：可能出现一次全球性动植物种群的灭绝事件，其规模之大，可以与白垩纪恐龙的绝种相比。

威尔逊提到了地球古代史上5次大规模灭绝事件的化石证据，接着问道：对于人类亲手造成的环境破坏，世界还能容忍多久？“有人相信人类所毁掉的，大自然会使其复生；这些数字应当使他们停下手来了。也许会复生，但是所用时间会很长，对现代人来说不会有任何意义。”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恩首先提出“地球村”的概念，指的是通过传播技术，把全世界紧紧地连在一起。随着人类进入20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这个概念在地球生态的意义上已经明显地印入人们的思想。环境保护主义者正在从宏观上考虑，设法改变相距遥远的地方如日本、阿拉斯加、俄罗斯、挪威的捕鲸政策。世界银行决定把生态问题列入向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的审查标准。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证明，如果认为控制毒性危险这个问题的解决，永远要受国家主权的制约，那将是愚蠢的。

1992年，美国选举了一位主张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性马歇尔计划来保护环境的副总统。艾伯特·戈尔提出，除非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改变人类的观念，再加上细致的国际管理体系和经济刺激，否则便很难保障地球生态的继续平衡。他引用持批评态度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话说：“对保持现状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将会继续阻止任何有意义的变革，直到关心生态系统的多数公民站出来说话，并敦促他们的领导人采取措施，使地球恢复平衡。”

如此看来，在宏观的层面上，关于经济公平和发展、环境保护、对某些问题的条规的建立，已经产生了一种全球共用的感知。尽管在看法上和语意上还有分歧，但是早在柏林墙被推倒以前很久，对某些问题的观点的全球化已经越过意识形态的界线而产生。从那以后，全球化的速度更快了，尽管在美国以外，有人表示了相当大的担心，担心美国会对环境、通讯、发展等领域的全球化，在思想意识、文化观点、技术和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

不过，直到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出现以后，卫生全球化的局限性和必要性，才超越群众性接种和腹泻控制计划，而在更大范围内变得明显起来。自从1981年在纽约和加州的同性恋男子中发现艾滋病那一刻起，它就变成了一个折光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正极光，也就是各种社会希望别国据以观察自己的正极光，被分割成千万个彼此不同的闪光小片。通过艾滋病这个棱镜，世界公共卫生专家就有可能看出人类的神圣组织，包括医疗机构，科学、宗教和司法体系，联合国，各种政治制度下的政府体制等等的虚伪、残酷、失败和无能。

著名科学家的结论是：如果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是一个典型，那就可以说人类正面临极大的问题。对于这种新疾病的出现，人类的态度先是漠不关心，接着是对感染病毒者表示鄙视，最后则产生一种病态的无所谓的感觉，用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使流行病合理化：有人说这种病毒是毫无害处的，有人说某些人群或种族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在感染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后痊愈。他们说，历史自会判断20世纪80年代世界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的表现：到底是把他们视同17世纪伦敦的教士和贵族，自己逃离城市，留下贫苦大众去忍受腺鼠疫的折磨，还是历史更加宽容一些，仅仅认为他们是没有能力看到暴风雨，直到暴风雨夷平了他们的住处？

过去5年间，科学家，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曾经表明他们的担心，说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远远不是一次公共卫生方面的差错，而更可能是未来的问题的征兆。他们提出警告：尽管经过了艾滋病的惨剧，人类并没有学会对新的微生物作好准备和实施对应的办法。他们呼吁人们认清，任何一国的环境在微观层面上的变化都会在宏观层面上影响全球的生活。

毕竟，人类的宿敌是微生物。微生物并没有因为科学发明了医药、抗菌素和疫苗（天花是个突出的例外）而自行绝迹。在产业化时代以后，美国人和欧洲人虽然清理了他们的大小城市，微生物也没有消失。微生物当然更不会仅仅因为人类忽视它们的存在而寿终正寝。

劳里·加勒特的《逼近的瘟疫》，杨岐鸣、杨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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