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打开这篇文章的时候，MERS病毒正在韩国肆虐。截至6月19日，韩国MERS确诊患者166人，死亡24人。这种号称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传染病，至今仍然无法找到有效治愈方法。MERS病毒的袭来，再次唤醒人们对于SARS病毒的记忆：恐慌、不安和无助。从肺结核到到SARS再到埃博拉病毒、MERS，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病菌抗击史，然而每次当新的病毒来临时，我们依旧要问，新病毒从何而来？为什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依旧有那么多难以治愈的病毒？本文选自劳里·加勒特的《逼近的瘟疫》（杨岐鸣、杨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正如作者所谈到的，要攻克致命病毒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韩国MERS病毒肆虐，医院成重灾区

我舅舅伯纳德1932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医学的时候，他已经目睹过1918—1919年的大流感。他数着巴尔的摩街上缓缓走过的灵车，那时他才7岁。此前3年，他的父亲差一点儿死于伤寒热，是在巴尔的摩市中心得的病。后来不久，他的祖父死于结核病。

12岁时，伯纳德得了所谓的“夏季病”，躺在家里，熬过马里兰漫长、炎热的夏日，像他母亲说的：“懒得动弹。”直到1938年他在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实习期间，志愿充当X光实验对象的时候，才发现“夏季病”实际上就是结核病。无疑，他是从祖父那里传染上的，后来病愈，但肺部留下了终生的明显疤痕，胸部X光透视照了出来。

当时似乎每个人都有结核病。年轻的伯纳德·西尔伯在芝加哥埋头苦读医科的时候，新招收的护士班学生按常规都要进行检测，看看对结核病是否有抗体。农村来的姑娘刚刚入校学习时，结核病检测总是呈阴性。可以同样肯定的是，在城市的医院病房里待过一年之后，她们的结核病测试都呈阳性。那时，任何疾病都能激活潜在的结核病感染，结核病疗养院泛滥一时。治疗只限于卧床休息和争论不休的膳食搭配、身体锻炼、新鲜空气以及非同寻常的气胸外科手术。

1939年，伯纳德舅舅在洛杉矶县医院开始两年的从医实习，与舅母伯尼斯——一个疫病防治工作者相识。伯尼斯腿有点瘸，一侧耳聋，是童年细菌感染留下的后遗症。她9岁时，一侧耳内生长细菌，最后感染了乳突状骨，而且并发骨髓炎，使她的右腿比左腿约短一英寸，迫使她走路时一颠一颠的。他们相识不久，伯纳德得了严重的肺部感染，由于他是个医生，得到了条件最好的治疗：精心照料和氧气。他病恹恹地在洛杉矶县医院住了一个月，希望他会成为熬过细菌性肺炎的60%的美国人中的一员：当时还没有抗菌素，这是细菌性肺炎的治愈率。

1944年抗菌素研制成功，在这以前，细菌性感染既很普遍，又很严重。伯纳德舅舅无须经过或很少经过化验室的化验，在几分钟之内，就能诊断出猩红热、肺炎球菌肺炎、风湿热、百日咳、白喉或结核病。医生们必须迅速诊断，因为这些炎症会很快恶化。另外，在1940年，化验室能够告诉医生的，一个医术精湛、观察细致的医生也都能独立决定。

当时，病毒还是一个巨大的黑盒子。虽然伯纳德能够轻而易举地区分风疹、流感、圣路易斯脑炎以及其他病毒性疾病，但他既不会治疗、也不深知这些极小的微生物对人体能造成多大危害。

伯纳德舅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触到热带医学的。当时他是陆军卫生兵，曾到瓜达康纳尔岛和太平洋其他战场服役。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学到了在医学院校极少接触的疾病的第一手知识：疟疾、登革热（碎骨热）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寄生虫病。奎宁对治疗疟疾有神奇的功效，但对于感染了其他热带生物体的美国士兵，他却束手无策；而在太平洋战区，热带病源却处处皆是。

战争进行了两年以后，陆军分发了首批少量青霉素，指示医生们千万节约使用这种稀罕的药品，使用剂量约为5000单位（相当于1993年治疗轻微感染所用最低剂量的三分之一弱）。在早年细菌对抗菌素还没有产生耐药性的时候，这种剂量就足以产生奇迹了。陆军的医生们对青霉素的奇效惊喜万分，竟会收集用过此药的病人的尿液，提炼出青霉素，在其他士兵身上再次使用。

若干年后，我到伯克利加州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免疫学的时候，伯纳德舅舅还会给我讲述一些往事，听起来就像黑暗世纪的医学故事。当时我头脑里装的尽是能够把免疫系统的活细胞分成不同类型的荧光启动激光细胞分类机、基因工程的新技术、单克隆抗体、人类遗传密码的解析等。

“我一直把抗菌素的生产比做国内税务局。”伯纳德舅舅看到我对于抗菌素产生前美国医生经历的艰辛不大感兴趣时，会这样说，“人们总是在寻找漏洞，但是等他们真找到什么漏洞时，税务局马上就给堵上。抗菌素也是这个样子——你前手研制出一种新抗菌素，细菌后手就产生了耐药性。”

1976年夏天，我自然重新想起了伯纳德舅舅讲述的许多道理。那时我正在思考在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学位研究计划，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传染性疾病的消息。美国政府预料会发生一次大规模流感，有人估计其规模之大，会超过1918年：那一次全球性大恐怖，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美国军团组织7月4日在费城一家饭店聚会，不知什么东西竟使128人身患重病，29人死亡。特别奇怪的事正在非洲发生，根据当时含糊其辞的报道，人们正在死于一种可怕的新病毒：在扎伊尔和苏丹，某种所谓绿猴病毒，或马尔堡，或埃博拉，或三种名称的混合称呼，正在引起全世界疾病专家的急切注意。

1981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e）博士发表了一本引起争论的书，名叫《难以平息的浪潮：微生物世界不停的挑战》（The Restless Tide：The Persistent Challenge of the Microbial World）。书中提出，早被认定已经败北的疾病可能杀个回马枪，接着危害美国民众。一年后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有的议员问克劳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新传染病？”

“其实并没有出现任何新东西，”克劳斯答道，“瘟疫的到来如死亡和税收一样不可避免。”

但是，艾滋病流行的冲击在80年代促使许多病毒学家认真考虑，确实在出现着某种新东西。随着这种流行病从世界的一个地区传向另一个地区，科学家们不禁问道：“这种病是从哪里来的？还有没有别的病源？还会不会发生更加危险的疾病——从空气中由人到人传播的疾病？”

随着80年代前进的脚步，提出这些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在洛克菲勒大学的一次鸡尾酒会上，一个名叫斯蒂芬·莫尔斯的年轻病毒学家来到著名的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面前问道，关于正在出现的微生物，人们的担心日益严重，对此他有何见教？莱德伯格用绝对的词句，斩钉截铁地答道：“问题是严重的。还将更加严重。”怀着一种共同的责任感，莫尔斯和莱德伯格开始征集同事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收集证据，提出建议。

1988年，一大批美国科学家，主要是病毒学家和热带医学专家，得出了结论：是拉响警报的时候了。在洛克菲勒大学的莫尔斯和莱德伯格、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汤姆·莫纳特、耶鲁大学虫媒病毒研究单位的罗伯特·肖普等人的倡导下，科学家们寻求办法，使他们共同的想法具体化。他们最担心的是被视为一群爱哭的婴儿，为了研究经费的缩减而哭闹不休；或者被人指责为高呼狼来了。

1989年5月1日，科学家们在华盛顿饭店聚会，饭店同白宫只有一箭之遥。他们在一起讨论了三天，目的在提供证据，说明地球上的致病微生物远远没有被击败，相反，正在对人类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会议由全国变应与传染病研究所、福格蒂国际中心和洛克菲勒大学共同赞助。

“大自然并不慈善，”莱德伯格在开幕词中说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大自然选择的单位——脱氧核糖核酸（DNA），有时是核糖核酸（RNA），在各种不同的生物体中根本不是整齐排列的。它们共同分享整个生物圈。人类的生存并不是预先注定的进化程序。遗传变异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可供病毒学习新的伎俩，不仅仅限于按正常规律出现的、甚至经常出现的东西。”

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概述了过去几千年间人类遭受微生物攻击的原因。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麦克尼尔警告说：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

“本人以为，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的力量是有局限的，”麦克尼尔说，“应当牢记，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传染病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传染病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