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何时以朝贡国的身份与中国接触？

从文献材料来看，百济的相关历史记录见《三国史记》，该书是高丽宰相金富轼（1075年-1151年）奉高丽仁宗之命所编撰的高丽官修正史，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完整史书，全书包括《新罗本纪》、《高句丽本纪》、《百济本纪》、《年表》、《杂志》和《列传》六部分。其中《百济本纪》共有六卷，按照诸王继位的顺序记录，这也是我们知道武宁王为百济第二十五代王的史料来源。

不过，《三国史记》主要参考了朝鲜半岛曾经流传的其它史籍，比如《旧三国史记》、《新罗古记》、《花郎世记》、《海东古记》、《高丽古记》、《百济古记》、《三韩古记》等，由于编纂之时也参考了中国的史籍，包括《魏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故而可以说它是朝鲜半岛第一部将本土史料与中国史料结合起来编纂的史书，具有一定可信度，但是在两国史料记载有冲突时，金富轼却选择更信任朝鲜本土的史料。

据《晋书•简文帝纪》记载，东晋咸安二年正月（372年），百济“遣使贡方物”，这是百济首次以朝贡主体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史籍中。而按《三国史记》的记载，百济早在汉成帝时期（公元前18年）便已建国，但是《百济本纪》有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也就是说，早期的百济并没有文字记事，直到在一位高兴博士帮助之下，才开始有文字以记国事，根据学者推算，此事应该发生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因为在公元前372年，根据《晋书》的记载，百济首次朝贡东晋，当时的晋制博士有太常博士、太学博士、国子学博士、律博士等，很有可能这位高兴博士便是来自东晋。

《三国史记》资料图

换言之，百济修史始于372年，之前的历史几乎都是追溯的。百济以朝贡国的身份明确与中国接触是在372年，也就是说，此前百济与同时期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交流与互动不应该只看朝鲜半岛地区流行的材料，还应该参考外部史料。

马韩，是公元前100年至300年间位于古代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忠清、全罗两道）的部落联盟， 与“辰韩”和“弁韩”（弁辰）合称“三韩”。从中国方面的史料来看，《三国志•东夷传》条列马韩五十余国的名单中有“伯济国”，可能就是百济的前身。公元1世纪，百济击败马韩部落的首领目支国后赢得汉江流域。到3世纪末期马韩仅剩下20个部落。之后，百济在4世纪最终征服了马韩所有部落成为朝鲜半岛三国之一。

在此之前，中国早就有了与三韩的交往、联系。秦统一六国之后，由于秦始皇大兴徭役，秦朝的百姓或以暴动反抗，或偷偷逃亡，其中就有一些人逃到了马韩地区，马韩“割东界地与之”。不过这样的流亡人数并不多，且大多被同化，没有形成一定的秦亡人集体。

西汉初，战国时期燕国人卫满率众东渡浿水进入朝鲜半岛，投靠箕子朝鲜，后自立为王，驱逐原先的君主箕准，其君主率人南逃，攻马韩，相持不下之际，三韩在内的族群欲“上书见天子”。这里的天子指的就是西汉皇帝，可见当时的三韩希望与经济文化发达的西汉地区保持着联络。

根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新罗、百济先后建国，上文已经提到，百济372年才以朝贡国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史料中，虽然在此之前百济已经建国，但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仍旧以韩代称朝鲜半岛的几个政权，提到东汉“桓灵之末，民多流入韩国”。

值得注意的是，百济、新罗等国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未被征服的三韩诸部积极寻求与曹魏政权的合作，甚至建立了臣属关系，286年，未被百济彻底征服的马韩遗民还曾“遣使来献”。

河南洛阳曹魏皇家大墓（新华网资料图）

到了3世纪中期，百济曾经趁着曹魏幽州刺史与高句丽爆发战事的时候劫掠乐浪，但是后因畏惧更大的战事归还所掠人口。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的分歧与战事势必导致他们寻求外部强大势力的支持，与中国的交往势在必行。但是由于后来中国长期陷入战争之中，中原王朝与百济的官方交往记录并不多，我们无法悉知其中的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秦以降，战乱流民北上或南下的情况时有发生，民间的交流也未曾断绝。

逐渐增多的交往

4世纪，百济与中国的交往逐步增多，不断向南方政权朝贡，宗藩关系逐步确立。不光东晋，后来刘宋政权建立，武帝刘裕曾经封当时的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督百济诸军事。大明南齐亦延续了这种传统。尽管这样的传统断断续续一直流传下来，但是同阶段的百济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并算不上频繁。

隋唐时期，百济与中国的交往日益密切，隋炀帝征讨高句丽的时候，百济还曾为隋提供支持。唐朝时期，原本就已经建立的宗藩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唐太宗时期，在礼法上进一步明确了唐与百济的宗藩关系，百济不得按照自己的年号记事，在650年开始使用中国的永徽年号。百济与中国的交往也不再限于政治层面，唐朝皇帝时常赐物，并教授技法，百济曾派遣学生前往大唐，请入国学，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

从历史意义上讲，“造此者建业人也”一砖是百济与中原王朝民间交流的一大见证，虽然不论是三国时期还是南北朝时期，百济与中原王朝的政治交流都并没有后来的隋唐时期那么频繁，但是民间的交流早已有之。或许，我们今天无法知道这位南京工匠究竟经历了什么，但如果再看看此地还出土了时代不晚于4 世纪前叶的中国施釉陶器及瓷器，便也能勾勒出一幅百济与中原王朝早期文化交流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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