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近来很多西方国家经历着高温热浪、通货膨胀、经济不稳定的困扰，这使得很多人焦虑不安。在这社会焦虑的大背景下，《纽约时报》最近访问了一位著名的“先锋经济学家”（pioneering economist），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先锋”想法。

这位经济学家叫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属于一个“先锋思维”的经济学流派，很多年前他们就预见了目前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由于他们是极少数派，而且他们提出的方法触动了西方的体制性痛点，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采纳他们的方法，主流派还压抑他们观念的传播。

他们在2009年就发表过一份报告（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预见了经济将出现的各种不稳定的危险情况，并且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其中的两个方法被他们反复强调。

第一个是投资的转型，减少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增加对公共服务产品的投资；减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投资，增加追求公益的政府投资。

第二个是就业者工作时间的改变，就业者每天工作的时间和每年工作的总量都要减少，以便使更多的人有就业的机会，同时也使工作的人不要过劳（譬如那些996的工作）。

他们指出，减少工时的方法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使社会收入更为平均，减少以前失业没工资的人和以前通过长工时赚高工资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使以前工时长的人有更多的闲暇，这些人的工资可能会降低一些，但他们增加的闲暇时间，可以使他们享受工作之外的一些繁荣和幸福，而这些繁荣幸福是不能用钱买来的，譬如增加人际交往的亲情、减轻工作压力的心理平衡等等。

他们提出这些方法并非是先锋性的随意创想，而是有坚实的理论基层，以及细致的量化分析。

在理论方面，他们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关于“增长”的观念。他们指出，主流观念把“增长”狭隘地定义为“GDP增长”，并且把GDP增长定义为社会的繁荣发展。为了追求增长，主流派主张扩大需求、增加消费，还把GDP增长视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药方，譬如就业问题、健康问题、社会安定问题等等，都坚称可以通过GDP增长来解决。

先锋派反驳了这些观念，他们首先列举了一些事实，显示了增长会带来的“反繁荣”“反幸福”案例。譬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经济不稳定、失业增加、健康下降等社会问题，而2008年之前的二三十年，美国GDP增长是很不错的；又譬如有些国家的GDP增长并不好，但健康指数的增长却好过很多GDP增加快的国家（古巴是突出例子）；还譬如很多国家的GDP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造成“不幸福”“不繁荣”的生活环境。

GDP增长和繁荣之间的这种悖论关系，已显示在大量的实例中，但是追求GDP增长却一直主宰着各种决策，为什么决策者对这个悖论如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呢？他们的报告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这是因为两个结构性因素，使人难以从GDP增长的悖论怪圈中解脱出来。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是：利润机制和消费拉动。

利润机制在市场经济的结构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市场经济的生产机制是追逐利润，而要实现利润则必须有消费拉动；当消费饱合的时候，利润也将停滞。为了使市场经济持续转动，需要消费永远处于不饱合状态。

消费品的符号化特性，恰好可为消费不饱合提供社会心理基础，使生产者可以通过不断的产品创新，来打破消费饱合状态。生产者看到，创造一种能使消费者兴奋的新产品，要比改进效率生产老产品更有利可图。于是，最成功的生产者是那些能够创新的企业家，而不是那些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减少能耗使老产品更物美价廉的人。

鼓吹消费拉动深刻影响着人的心理，使人以消费为中心，以消费品的档次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物质消费品往往带有符号意义，高档消费品往往会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若以物质消费品标示社会地位，人们为了追求社会地位就要追求物质消费。

这样的社会地位竞争使物质消费的增长处于恶性加速状态，因为当某种标示高等社会地位的消费品也被下层阶级拥有之后，高等社会地位就需要寻求更高档的消费品来作符号。水涨船高，恶性循环，整个社会不断加速地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来堆砌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消费品。

在利润机制和消费拉动的经济结构中，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和竞争社会地位的消费者联手合作，推动GDP不断增长，使企业家能有不断增加的利润，使消费者能有不断更新的产品。这样的经济结构营造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社会逻辑：创新是增长的原动力，增长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一切问题似乎都需要通过GDP增长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