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中央情报局确认爆炸案是基地组织所为之后，克林顿在8月20日下令用导弹轰炸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和苏丹的几个据点。立刻有政敌指责导弹轰炸是想淡化绯闻事件，企图转移大众的视线。不过，大众的视线并没有被转移，他们对绯闻的兴趣远大于基地组织，而且这种兴趣旷日持久，经久不衰。1999年3月，莱温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访问，有七千万人收看，打破新闻秀收视纪录。

当大众争相追看绯闻消息的时候，有关基地组织的新闻被打入了冷宫。在绯闻热潮期间，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基地组织活动一些蛛丝马迹，但都没有追踪调查。譬如，911劫机案中的一名劫机者在1999年就被情报机构获知参与基地组织活动，可是他的名字却没有被列入监视名单，以至2001年他能够顺利进入美国进行911劫机暴行。[2]

又譬如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早在1998年就调查到基地组织在美国的一些活动，但他的相关报告却被轻率地抛掷到一旁。[3]这些蛛丝马迹的活动线索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进行认真的追踪调查。如果追踪调查这些活动能像追踪调查克林顿绯闻那样“穷追不舍”，911的灾难性悲剧也许就可以避免。

“关注小事、忽视大事”是克林顿弹劾案的特点，这种忽视使美国自我削弱了集中精力应对重大事件的能力、自我损毁了防止重大灾难的机会，表现了西方民主制中“自弱”、“自毁”的结构性机制缺陷。

特朗普案：在撕裂中的竞争

特朗普弹劾案继续展现着西式民主的“自弱”“自毁” 机制缺陷，这些缺陷与选举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西式民主赋予选民无需负责任的选举权利，无视选民中的“大多数”对于高端复杂的政治问题缺乏理解的事实。如果有责任约束要求投票者必须理解投票事项的内容，那些原本不理解的复杂事务还有可能被逐渐理解，但是，美国的选举制并没有这样的责任要求。因此在这样的选举制度中，竞选人可以利用选民的“不负责”“不理解”来为自己争选票，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制造容易理解的、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特朗普就是如此。

“竞选对手有腐败行为”，这是既易于理解、又具有打击力的信息，特朗普便推动制造这样的信息。特朗普的竞选对手拜登的儿子在乌克兰的一个天然气公司担任董事，这家公司有腐败嫌疑，特朗普推动乌克兰总统下令调查拜登父子涉嫌腐败，为了使推动更有效，他利用权力扣压美国给乌克兰的军援款项来增加压力。特朗普的这个行为引发了民主党人对他的调查，最终导致了弹劾。

支持特朗普的网民制作表情包嘲讽佩洛西：马上弹劾，稍后调查，图片来源：imgflip.com

特朗普案和尼克松案都是和总统选举直接相关的，都是为了争选票而滥用权力。西方民主理论把选举视为选择领导人的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方法，认为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才可以代表人民的意愿，才会为人民利益服务。但在西式民主的实践中却可以看到，选举带来的结果并非如此理想。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现象，是源于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三个误区陷阱。

第一， “个人”与“人民”的概念本位混淆的误区陷阱。在西方民主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保障个人权利”，选举权就是这样的个人权利，一人一票就是保障个人选举权利，这种权利概念是个体本位的。但是同时，西方民主理论又有另一个相关的核心理念“民主是人民统治”，此处的“人民”是集体本位的概念。

在西方民主的话语叙事中，“人民统治”和“个人权利”是没有矛盾的一对概念，民主就是要保障个人权利，只有保障了个人权利才能实现人民统治的民主。不过在政治实践中，这两个概念本位的混淆却会导致很多问题。在个体本位的概念框架中，人民是无数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意见，不存在整体化的“人民利益”和“民意”。所谓“人民利益”其实是很多互相冲突的利益，所谓“民意”则是无数互相对立的意见。

忽视这个概念逻辑矛盾的结果是，个人可以在民主体制中以“人民”之名来追求个人利益，同时把不同意自己意见、与自己利益向左的人称为“反人民”“人民之敌”，因此很容易造成社会撕裂。这个现象目前在许多实行西式民主的地方都能看到，最近的台湾选举、香港乱局就是例子；美国近年来的撕裂也非常严重，煽动民粹、撕裂社会成为了一种竞选战略，特朗普使用的就是这样的战略。

第二，不负责任的选举权误区陷阱。个人有选举“权利”，却没有选举“责任”的制约，一个选民即使对投票选举的内容一无所知，也可以任意投票。这种不负责任的选举方法，如同让人无照驾车。对驾驶者有获取驾照的责任要求，是因为开车涉及公共利益，如果允许人们无照驾驶，就会引发交通事故，伤害公众和社会，这种设立责任门槛的做法是得到理性社会普遍认同的。

选举执政者也涉及公共利益，而且涉及的利益要比驾驶汽车重大得多。但是，选举的权利却没有责任的制约，这是违背理性的，是在体制结构中嵌入了非理性“自毁机制”。不需负责任的投票制度，使得竞选人很容易通过耍花招来拉选票，因为投票人不必去认真思考竞选人的花招，只要花招表面上吸引人，就能吸引到选票。这对竞选者个人有利，却很可能对国家造成损毁。尼克松耍花招阻挠越战和谈是个突出的例子，它延长了战争，使美国耗费了巨大的军费，死伤了大量的人员，损害了国家。

第三，民主多数制规则形成了趋中化的“自弱机制”误区陷阱。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不是一种趋强取向的选择执政者的制度，它具有趋中化取向，因为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是趋中的，不能理解高端，倾向于认同趋中者。在民主选举中，那些智力0分的傻瓜不可能当选，但智力100分的高智者也很可能因“曲高和寡、难以理解”，被排斥于执政决策的圈子之外。民主的“多数制”规则含有趋中效应，难以实现趋强取向的选择。趋中制国家在国际上和趋强制国家竞争，将处于劣势，导致自我弱化。

中国传统的“从贤”理念和西式民主的这种“从众”理念不同，中国的“选贤任能”是要选拔高于普通人、高于中位数水平的人来执政，这是“优主”，不是“民主”，是优贤者作主，不是平庸者作主。优主执政并非只为优者服务，优贤者是要为“民”服务的，此处的“民”是明确的集体本位的概念，不是西式民主理论中个体本位的、易于引发撕裂的人民概念。

西方民主中的弹劾制度本意是要对执政者滥权腐败进行制约，以便有益于国家社会人民，但美国的这几个弹劾案却显示出非常复杂的结果，弹劾耗费了巨大的时间精力，但结果却是“针对轻者、不针对重者”，甚至是“关注小事、忽视大事”，造成自弱、自毁的后果。中国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进行了制度性的探索，要冲破“历史周期律”，要找到适合中国的有效方法，那将不同于西式民主的那些问题重重的方法，这种探索将丰富人类社会的治理经验。

注释：

1. 请参阅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nixon-prolonged-vietnam-war-for-political-gainand-johnson-knew-about-it-newly-unclassified-tapes-suggest-3595441/

2. 这位劫机者是Salem al-Hazmi，沙特阿拉伯人。

3. 联邦调查局官员Robert Wright在1998年发现了基地组织在美国的筹款渠道，并追踪到一位沙特银行家的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都没有被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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