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是克服发展障碍的重要手段，而在提供科研服务方面，市场的表现也很复杂。市场为科研配置资源主要通过企业的“研发”，许多新产品的出现是研发的结果，这些产品之中有不少对人类发展极为有益，譬如新的医药、节能的机器、环保的设备……不过，这些产品都兼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必须是能够为生产者带来利润的。不能产生利润回报的研发，无形之手一般不会配置资源去经营。自由主义的经济学非常赞颂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的研发以及对发展产生的作用，强调只有自由的市场才能够给企业以更好的激励来进行研发，美国的硅谷就是好例子。在市场的自由空间中，在利润的激励引导下，的确许多新产品研发出来了，推动了经济发展。不过，以利润为导向的研发虽然可以造就一些对人类发展有益的产品，但也会面临一些问题。

一个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制药业中。制药厂最大的成本支出是研发，美国上市药物的研发成本大约是一种新药平均需要10亿美元[10]，但一种药物一旦研发出来，随后的生产成本则很低了。这种研发成本与生产成本极不对称的特性，使得利润导向的医药企业必须依靠专利和垄断保护，它们把新药的价格订得很高，用专利和垄断来保护这种高价，以便能够支付前期的研发投入，以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药物是帮助人类克服生老病死的生存障碍的重要手段，但这种高价却使很多人无力购买，使生存障碍无法克服，这就是无形之手的局限性。

正是由于无形之手在这方面有局限性，很多科研必须由政府资助。如果是政府资助的科研，专利等等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可以使科研成果尽快让社会共享。在很多国家，包括奉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美国，政府资助都是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由政府资助科研的好处是很明显的，科研成果由社会分享不仅避免了专利高价的问题，还能使相关项目不必再浪费资源做重复实验，加速了相关科研项目的发展，而且政府能够调动跨领域的大量人才进行合作研究，私人机构则很少能够做到这点。另外，对于实用价值渺茫的基础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项目，市场化的企业不会有兴趣，非牟利的私人基金数量不大，只有政府才可能担此重任。这类科研对基本规律和基本理论的探讨，也许不能营造利润，但是可以使人类逾越更多的障碍，使人对世界、对自己、对社会、对宇宙有更深刻的认识，有更准确的把握，使人可以减少被无知黑暗掌控，使人能够进入更高的境界。在温饱满足之后，人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更有可能进入这样的境界，但如果人被利润最大化所诱惑，执意要把资源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取向来配置，那么人类就很难逾越障碍、很难进入更高的发展境界。

消费者、生产者、政府都需要理性

当温饱满足之后，市场配置资源很有可能是非理性的，但其非理性的程度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现，该程度是取决于市场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理性程度。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消费者理性程度很高，能够理性地顾及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来进行消费；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生产者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感，能够理性地顾及社会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来进行生产，那么，这个社会中的市场无形之手就可以为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做出理性的资源配置。

古典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人是理性的，人的经济决定是理性的。这显然是对人的理性程度的过高估计，后来的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证都显示，人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虽然人很多时候会处于非理性的状况，但这并不是说人完全没有理性。经过人的自觉努力，人可以少一些非理性，多一些理性。如果人不自觉努力，而自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理性的，人的非理性行为就会膨胀。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在温饱满足后理性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对未来发展有益的东西，如果生产者能够理性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来生产对未来发展有益的产品，这个国家及其国民就都能够享受到长期和全面的福祉。在温饱后的丰裕阶段，理性地配置社会资源不仅更为重要，同时也更为可能，因为温饱后人们有了更充沛的精力、更多的信息资源，可以进行学习，可以通过实证和数据来检验和修正自己观念，使自己的经济行为更为理性，更有利于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

虽然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通过自我努力提高理性程度，但很多时候仍会表现得非理性，使得市场的资源配置无利于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此时需要有形之手的理性干预，以便资源配置能够更为合理。操纵有形之手的是政府，有形之手的理性程度是由政府的理性程度决定的。从历史上的实证资料来看，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策，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这种理性程度的差异，往往源于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决策官员的素质，二是官员能够掌握的数据信息。如果官员具有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服务的情怀，而且具有理性的能力素质来分析解决问题，这样的官员就很可能作出理性的决策。当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理性的官员还需要有大量翔实准确的供需信息，才能进行符合现实的分析，使其理性决策能有利于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信息的改进为有形之手理性配置资源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如果政府官员确实具素质和情怀，就能够发挥出政府理性干预的良好作用。

正如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理性，政府也难达到完美理性的高度，但是，消费者、生产者、政府都有自我改进的空间，都有进一步优化的可塑性。如果一个社会中的这三者，都能够自觉地改进自己、优化自己，这个社会的资源就可以配置得越来越合理，越来越有利于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但如果这三者都不思进取、不愿意自我改进，而是听凭自己短期狭隘的利益冲动，任由无形之手做出非理性的资源配置，这个国家就可能不断地陷入危机，难以崛起。

[1]A·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ed. Kathryn Suther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中文参考郭大力、王亚南的翻译。

[2]关于恩格尔的比利时数据，参阅Manisha Chakrabarty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Calcutta, India)和Werner Hildenbrand (University of Bonn, Germany)：“Engel’s Law Reconsidered”，德国波恩大学论文，2009年 。

[3]参阅Stanley Lebergott：《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New Measures and Old Motiv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普林斯顿，1996年。此处的食品支出是包括烟酒的。

[4]参阅Anne Murcott, Warren Belasco, Peter Jackson（编辑）：《The Handbook of Food Research》，Bloomsbury Academic出版，2013年。

[5]参阅Ian P. Bindloss：“Contributions of Physics to the Information Age”，http://www.physics.ucla.edu/~ianb/history/

[6]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7]资料来源：经合组织（OECD）。

[8] J·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 2006），美国经济学家。

[9]J·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第14版，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社，波士顿，1998年。

[10]参阅Joseph A. DiMasi, Ronald W. Hansen, Henry G. Grabowski：“The price of innovation: new estimates of drug development costs”，载于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2 (2003) 15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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