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

1949年后，随着国家制度、地方权力结构与文化主流的全面重构，福建地方的民间信仰一度式微。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民间信仰在福建才重新复苏。

在福建省民族宗教事务厅2011年的备案宗教场所中，佛教3496处，道教1046处；宗教教职人员中，佛教4953人，道教1924人。福建省政协提供的数字则显示，2016年福建省内面积10平米以上的庙宇就有25102座。其中差异的原因在于更多的民间宗教庙宇宗祠往往不直接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而是以文化场所名义活动。相较官方数字，学者的推估更为惊人，早在1996年，福建省社科院徐晓望先生就估计省内宫庙超过50000座。

民间宗教在当代的复兴，首先是传统信仰的延续。

妈祖、保生大帝、清水祖师等信仰，在清朝已经香火鼎盛。宗教信仰现象具有一定的长期性，有其产生、发展、壮大、衰退，直至消失的历史规律。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并不是靠外力强制就能简单消灭。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落实，为民间信仰的复振创造了外部环境，既有的信仰需求很快就又转化为信仰实践。

保生大帝（资料图/泉州影像）

第二，民间宗教与改革开放后福建地方宗族力量的复兴紧密相连。

随着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农村基层结构再次发生改变，宗族组织重新焕发生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困苦相扶持，鳏寡孤独相周恤”的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将会持续存在，宗族组织即是回应这一需求的主要行为，修族谱、建宗祠、祭祖先亦随之蔚然成风。

同时，正如上文所述，自明末以来，福建地区的宗族体系即与宫庙神明祭祀体系紧密结合，不少家族除了祭拜祖先，也同时奉特定神明为主神进行祭拜。因而传统宫庙信仰体系也随着宗族的复兴而复兴。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的宗族组织与古代已经有显著区别。这主要是由于当代社会主义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宗族并无族田，农民承包土地的来源是国家而非宗族，因而宗族组织较古代更为松散，并无强制力约束。

第三，经济发展与宗教复兴互相促进。

上文曾提及，福建先民在海上讨生活的经济行为中的高风险与不确定性，使得他们格外需要宗教信仰作为精神支柱。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元，这种需求再度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一般民众在面对经济浪潮的席卷，同样需要一种可靠的精神支持。而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连接的民间信仰自然成为本地民众的首选。

与此同时，围绕宗教活动开展的祭典、庙会等活动，也会自然地吸引人流，引来消费，拉动地方经济，因而很快成为地方政府和商人都普遍乐见的一种现象。“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一度成为对这类现象的生动描述。

第四，海外血脉回流的一种体现。

福建地区自古即有出海传统，海外华人中不少是福建子弟。而这些福建后代，往往都坚持着祖先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我国台湾地区，在福建广为流传的妈祖、关公、保生大帝、清水祖师等民间信仰也蔚然成风，宫庙遍布。

台南市中西区台南大天后宫妈祖像（资料图/维基百科）

早在1989年，即有台湾的妈祖信徒，突破当时台湾当局的层层限制，直接援助莆田湄洲妈祖庙的重建。近些年来，海外信众对福建本地宗祠寺庙的支持、援助与宗教交流延绵不绝，也成为福建省与全球华人友好往来，吸引海外华人回国投资、支援祖国建设的重要桥梁。

湄洲妈祖在菲律宾马尼拉城区巡游（资料图/湄洲日报）

对于拉近台湾海峡两岸人心距离，促进两岸民心相融，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福建民间信仰体系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在慰藉人心、劝人向善、促进经济等多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民间也存在着以民间宗教名义从事封建迷信，甚至坑蒙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事实。此外，一些未经登记的民间土庙，也存在着建筑、消防等方面的风险。

面对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应该充分落实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政策，即充分尊重和保护广大信众的合法宗教信仰与活动，同时也对宗教场所、宗教人员和宗教活动予以正确引导和必要管理，扬长避短，发挥其对人心、对经济、对社会、对国家的积极因素，杜绝消极影响，使之为国家稳定发展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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