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反思性工业文化的意义

21世纪20年代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人类的工业文明投下了一道阴影。尽管世界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时代，但古老的病毒仍然可以导致复杂的工业社会停摆，其影响则是全球性的。这提醒着站在地球食物链顶端的智慧物种，自然演化的力量依旧可畏，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最大程度控制自然的工业文明，依然存在着脆弱的一面。工业文明不能自满，需要继续演化，以不断增强对抗风险和危机的能力。

工业文化也应朝着两个方向继续发展：

一个方向，工业文化应继续遵循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权力”的原则，增强控制环境的力量。

实际上，控制环境是人类技术的内在冲动，也是以技术革命为显著特征的工业文明的基本取向。工业文化的战争比喻，既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又适用于人与环境之间。从对抗病毒的角度说，利用科学的力量研发疫苗，并用工业化的方法大量生产，就是一场人与疾病的战争，也是工业文明应对病疫的基本方式。在这一点上，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人类不断提高的寿命预期，可以为控制环境的行为辩护。进一步说，为了应对疫情而进行工业动员，同样是试图去控制客观环境，使之符合主观意愿。倘若缺乏这种控制的意愿，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进行工业动员了。

就此而论，抗疫“总体战”表明，中国已经具有极为强大的工业文化，从进行动员的政府到响应动员的企业，都受到以技术力量去应对危机的价值观的驱使。这种价值观的一个典型，体现于广西柳州的上汽通用五菱转产口罩的口号中：“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在制造活动中，价值观可以是一种调节资源流向的要素。从今后的发展看，中国应继续保持这种工业文化，但同时也要在具体内涵上加以完善，包括建设更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以便为工业动员蓄积力量，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培育一个真正强大而具有高效动员能力的社会。

然而，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近两百年来人类遭遇过的其他大规模的灾难或危机，都表明工业文明对于环境的控制有其局限性，某些灾难或危机甚至是由这种控制本身带来的。工业文明也应该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认识到过于追求控制以消弭风险的行为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行为，其风险性又由于工业社会的不断复杂化而不断提升。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初，已经存在着与工业文化相对立的反工业文化。诚然，在历史洪流面前，反工业文化因其不合于社会演化趋势的保守性并未能阻挡工业革命的步伐。但是，反工业文化的存在也表明，工业社会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各种弊病，并非一种完美的文明。

反工业文化的问题在于，在反思和批判工业文明弊病的同时，连工业发展也一并加以否定。然而，若抛开否定工业发展的保守性与落后性，反工业文化实际上包含了工业文化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正视人类控制能力的局限性，批判工业社会的各种弊病，警醒工业文明面临的潜在风险。在工业社会里理应存在着一种反思性工业文化，与追求控制的工业文化共生而互补。如果说追求控制的工业文化是阳性工业文化，反思性工业文化则是一种阴性工业文化，两者以动态平衡的形式发展，才能确保整个工业文化体系的健康与可持续性。

因此，在另一个方向上，工业文化的发展应该重视反思性工业文化，而这恰恰是目前中国工业文化所欠缺的。

在高风险的工业社会，应该具有一种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认识到与危机和风险共生才是工业文明的常态。危机意识其实是一种辩证的控制观。一方面，危机意识承认控制能力的局限性，认识到社会必须与危机和风险共生；另一方面，社会与危机和风险的共生，意味着一种协同演化，实际上能够增强社会对抗危机和风险的能力，不至于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手足无措——从这个角度说，危机意识又在寻求一种控制，只不过这种控制更加柔性。过于刚性的危机应对模式意味着对资源的绝对耗费。从长期来看，资源耗费带来的成本问题——即使仅仅只谈经济成本或财政成本，也容易引发重大公共问题或使社会慢性衰退。为此，在平时具备危机意识，并通过与风险共生而建立将风险常态化的机制，塑造一种更具韧性的社会心理，不失为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在正视风险的背景下发展反思性工业文化，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