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严鹏】

2020年伊始，一场突发的新冠肺炎大疫打断了中国乃至世界运转的正常节奏。为了应对疫情，中国的医疗部门、科研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交通部门等各个领域全面动员，打起了一场抗疫“总体战”。在这场“总体战”中，工业部门为广大医护人员以及百姓供应口罩、防护服等基本物资，参与了武汉火神山等应急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责任重大。

如果说国际贸易争端检验的是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那么，抗疫“总体战”则是对中国工业动员能力的检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优势应予保持，暴露的不足则有待完善。更为长远的是，应以此次抗疫为契机，在培育与发展工业文化时，构建多层面融合的工业文化图景，重视反思性工业文化，以维持现代工业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转。

总体战：工业文化的修辞与实际

2020年2月，中国官方提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总体战”这一军事术语传神地概括了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的特点。实际上，从武汉封城开始，疫情防控就具有军事化色彩；而随着疫情防控在全国范围内步步升级，医疗、科研、工业等各领域资源与力量整体投入，“总体战”俨然已成事实。

毫无疑问，抗疫“总体战”不是一场真正的军事意义上的战争，它只是一个比喻。有学者担忧军事化语言侵入日常生活，对此类修辞提出质疑；然而，这种担忧未能正视日常生活本身已经被疫情打断的实际。截至3月6日15时，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累计死亡病例达3045例，累计确诊病例高达80714例——这些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背后都是具体的人；而该病毒存在着潜伏期长、部分感染者无症状及少数出院者核酸检测疑为假阴性等复杂特点，使得防控工作极为困难。在疫情已经暴发的形势下，只有进行全面动员并采取强制性措施，才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救治更多患者。“总体战”等军事化修辞，只是切合了日常生活已经被疫情破坏的实际。

进一步说，现代工业社会本身就具有随时动员的特性，不管这种特性是否符合理想化的人类生活，它是实际存在的现代工业文化的一部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其静态性，现代工业社会的动态性则由激烈的竞争所决定。竞争塑造了工业社会特有的文化氛围，军事化的修辞早就渗透进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学和管理学语言中。

例如，倡导企业家精神的熊彼特称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便明显将企业家行为类比为军事行为。企业竞争是工业社会的基础，由此会带来工业文化中不可避免的战争隐喻与军事化修辞；更为根本的是，工业社会确实时时刻刻处在紧张状态中，寻常时期的工业竞争本身就意味着微观经济存在着类似于军事动员的资源调度与运用。

传染病不同于战争，但它属于波及广泛人群的非常态的公共危机。既然工业社会在平时已经存在着隐性的动员，那么，当面对与战争同属于公共危机的传染病时，军事化的动员就成为可供选择的应对之道。在现实世界中，不同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可以选择不同的疫情防控方式，其选择受意愿与能力两方面因素的支配。发达的工业国家放任传染病流行或仅采取低度动员的方式抗疫，皆有实际案例。然而，工业社会的特点在于：它所具备的能力与文化，为高度军事化动员抗疫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事实上，“总体战”一词正是战争工业化的产物。工业革命使现代战争打破了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全民动员既无可避免，又具有了可能。调动了全社会资源与力量的疫情防控模式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为“总体战”，工业动员同样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观，而头脑中不同的世界构图，会决定不同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工业动员本质上就是一种军事行为。与其说这种行为侵蚀了日常生活，不如说现代工业文化本身就隐藏着军事要素，一旦日常生活被打断，其军事要素作为应急之道，便有可能被激发出来。然而，要将工业动员激发出来，必须具有认可与接受此种措施的文化观念。倘若在文化观念中排除了肯定军事化的价值取向，即使具有动员能力也不会实施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