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国家与社会：工业动员的能力

工业生态体系决定了工业动员的潜力，但这种潜力要真正释放出来，需要由具体的人组织具体的行动。人的观念与行为构成了工业动员的实际能力。从一般意义上说，工业动员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调动社会资源的过程，因此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提升工业动员能力的必要途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展示了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能量与丰富的资源，如何在国家的统筹规划下有效利用社会资源，是未来中国提升工业动员能力必须思考的课题。

在此次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中，国家确实展示了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武汉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工业动员能力：以国企与军队等资源为基础，短时间内迅速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各地为支援湖北进行的防疫物资生产动员，以及持续性的企业复工工作，都离不开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协调。例如，镇江市工信局从1月22日就全面启动了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摸排，建立“日监测”机制，推进企业复产，1月27日，该市的鱼跃医疗、远燕医疗等企业已基本实现复产。又如，福建泉州于2月26日出台了7条措施，从金融角度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些确实体现了中国进行高效工业动员的国家能力。

然而，在此次抗疫“总体战”的初期，我们也能发现工业动员或者更为一般性的动员，也暴露出了国家能力既存在不足，又存在着天然的限度。在疫情防控的最初阶段，湖北尤其是武汉的防疫工作确实存在着混乱的现象，往往是在缺乏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就急于动员。例如，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市内交通被管制，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医护人员也面临缺乏交通工具上下班的困境。在外地一些地方也存在着封锁过度，阻碍了正常的物资流动，破坏动员的情况。

以工业动员来说，最大的问题并非生产，而是运输。运输瓶颈既包括原材料与人员流向企业，又包括防疫物资运往抗疫一线。在疫情防控初期，经常出现工业企业已经复产复工，防疫物资的产量不断扩大，但疫区的医院不能及时获取防疫物资的情况。这一矛盾表明工业动员的生产环节具备良好的基础，但运输与分配环节缺乏组织协调能力，而运输与分配最终决定了工业动员是否有效。在疫情防控初期，部分僵化的体制与机制甚至人为地加剧了这种困难。例如，武汉的捐赠物资分配最初由该市红十字会管理，由于人手与能力的不足，库存堆积如山而医疗一线领不到物资；民营医疗物资企业九州通公司派员工参与协助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反思，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构筑将市场经济与国家能力结合起来的“新举国体制”，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信息技术和各种网络平台的勃兴，加速了信息的生产与流动，信息的生产与流动又构成了工业活动的基础。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企业（也包括国企），都有通过微信朋友圈以私人关系寻求资源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疫情防控初期最紧张的阶段，社会的自发自助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缺失的政府管理与协调，保障了工业动员乃至一般动员的展开。实际上，政府的人力本身就是有限的，而且一般只具备通用性的管理技能，不具备技术领域内的专业技能。这种人力资源状况显然很难应对既需要大量人力又需要多种多样专业技能的大规模疫情防控。而在改革开放中茁壮成长的中国社会，拥有丰富多样的人力资源，一大批企业在日常经营中以精细高效的管理应对市场竞争，其技术手段、管理能力与人员素养，足以运用到疫情防控中，使动员更具效率。

因此，在未来提升中国工业动员的能力，应该充分协调国家与社会两方面的力量，发挥各自的优势，以社会自身的活力为根本，由国家加以引导与协调，使工业动员真正及时而有效。除了出台各种常规性帮扶政策和依法督导外，国家在工业动员中主要应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国家应制定整体战略，集中领导，在战时体制下统一管理全国主要的交通网络与能源供应，避免再次出现各地互相封锁或截取物资的割裂现象，保障资源的顺畅流通。

其次，国家应搭建信息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利用自身能力筛选及整合有效信息。

最后，国家应充分向企业释放积极信号，给企业以信心，引导企业和社会自主实现动员目标。2月3日，国务院就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企业可以开足马力生产口罩，只要符合标准，政府会收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担忧，调动了企业投入工业动员的积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赋予了中国特殊的国家能力，使中国政府能够比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更容易调集资源并集中投入使用，换言之，国家在中国的工业动员中具有更强的直接参与能力。但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也表明，政府自身的人力是有限的，国家直接参与的模式主要适合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劳动密集型投入领域。

因此，通过深化改革，营造宽松环境，积极培育社会力量，增强社会各领域自主性，使社会发展并储藏更丰富的技能与资源，是快速高效动员的必由之路。此次抗疫“总体战”，应该让更多的人清晰地认识到弹性与柔性体制的重要性。中国巨量的人口，以及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国际上仍须追赶发达国家的现实国情，决定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能力仍然是必要的。而且，中国文化中延续至今的民众对国家的信赖与依靠心理，决定了社会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相信国家能力为前提的——此次疫情防控中，解放军等代表国家的符号对于武汉市民情绪的提振可为一例。因此，从目前格局看，中国的工业动员体制，强社会的培育是更为迫切的课题。总体来说，应该是强国家领导下的强社会，国家应以弹性和柔性的方式引导具有自强心态的社会自主解决复杂问题，并以此增强社会的信心与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