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曼哈顿工程”到“阿玛德计划”

1938年，德国科学家哈恩（Otto Hahn）和施特拉斯曼（Fritz Straßmann）发现了铀的核裂变现象，奠定了核武器研发的科学基础。随后，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等人开始研究如何利用核裂变制造武器。

1939年，在欧洲反犹浪潮中背井离乡的包括爱因斯坦和西拉德在内的犹太科学家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警告纳粹德国有可能在研制原子弹，由此催生了“曼哈顿工程”（Manhattan Project）的启动，并赶在纳粹拥核之前研制了第一批核武。

只是，原本用来对付德国的原子弹，还未及使用，德国就战败了。最后，为了减少自己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损失，美国给日本喂了两颗，促成了日本的投降和盟军的最终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史上第一轮“核竞赛”虽然在德美两国之间进行，但所涉主要科学家几乎都是德国人或德裔人士：前面提到的德方三位学者自不用提，美方这边的爱因斯坦是德国流亡者；“曼哈顿工程”的主持人奥本海默是德裔，父亲来自德国黑森的哈瑙；西拉德虽然是匈牙利裔，但也与德国有渊源（在柏林读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

另一个事实是，这场决定国运的竞争从一开始就发生在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前者有哈恩、施特拉斯曼、海森堡，后者有爱因斯坦、西拉德、奥本海姆。而美方最终胜出既要归功于犹太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美国政府的赶超决心，也与纳粹竞争者的诸多技术和资源瓶颈以及战略误判和道德阻力有关。

其中，“战略误判”和“道德阻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德国军方低估核武的颠覆性价值，在战略物资分配和投入上偏向常规武器；部分科学家基于对核武的伦理立场，对史称“铀工程”的核计划暗中抵制故意拖延，而美方的奥本海默虽然也苦于良心自责，但更多是在事后。

1945年，奥本海默曾被誉为“原子弹之父”；九年后，他成为麦卡锡主义大漩涡的主要名人受害者。

当下的以伊冲突依然围绕“核武”，而主要当事者还是犹太人：他们既是可能的“受害者”，担心在对手伊朗拥核后自己会重蹈“灭国灭族”的覆辙；同时，他们又是“施暴者”，不管其发心和动机如何，其“以暴制暴”“先发制人”等手段均离不开武力，而且早已把伤及无辜当作自保的“必要成本”。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核能毕竟是人发现和使用的，因而也兼具“佛性”（和平使用）和“魔性”（杀人武器）两面，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核能的发现和使用从一开始更多是服务于武器制造的。

换而言之，这个能置对手于死命且破坏力极大的“杀手锏”，“强者”掌握了它则如虎添翼，可以称霸；弱者若能拥核则可威慑对手，保全自身。因此，核武如同“魔戒”，让痴迷权力的人和势力趋之若鹜，而对那些不想成为“桌上菜”的一方来说，则是自保的“神器”。

还有，核武从开始就是“不安全感”的产物：没有爱因斯坦等人向美方披露纳粹的核计划，罗斯福也不会有“恐惧感”和“紧迫感”；没有印度拥核在先，巴基斯坦也不会拼命赶超；如若不担心政权更迭，朝鲜也不会勒紧裤带搞“先军政治”。

同理，伊朗貌似义无反顾想走拥核之路，谁能说就一定不是出于对生存的“危机感”呢？

“阿玛德计划”试点铀转化厂址，伊朗否认其存在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传说中的“阿玛德计划”（Project Amad）了。

2018年，这项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披露。他在一次发布会上高调指控伊朗在执行一个叫“阿玛德”的秘密核计划，并展示了据称从德黑兰秘密档案库获取的5.5万页文件和183张光盘，内容涉及1999-2003年间的核武器研发设计。文件显示，“阿玛德计划”的目标是研发实战核弹头，包括铀浓缩、引爆装置和导弹适配技术。

在波斯语中，“阿玛德”（آماد ）常见于军事术语中，意为“准备”“备战”或“就绪状态”。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用此名称暗示该计划的军事目的，即为核武器实战化做技术准备。

德黑兰坚决否认制造核武的意图，指责以色列伪造文件旨在破坏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JCPOA）。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表示未发现伊朗在2009年之后有与核爆装置相关的可疑活动。

“阿玛德计划”的历史存在被多国情报机构认可，但对其是否持续运作尚无确凿证据，而以色列的披露更多服务于政治目的倒是非常明显：在内塔尼亚胡披露该计划之后，美国宣布退出 “伊核计划”，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多数观察家认为，伊朗最终放弃幻想，决意逐步突破协议限制，提高浓缩铀丰度和库存量，重启受限核设施，研发先进离心机，其转折点恰恰正是美国退出《伊核计划》之后。

“船帆座事件”：南大西洋海域的“双闪”

联合国五常先后成为拥核国之后，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国际“核俱乐部”，并于1968年7月1日达成《防止核扩散条约》，公认1967年1月1日之前建造并测试核装置的国家为拥核国。

在此之后，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也都已宣布拥核。以色列长期奉行“核模糊”政策，但从历史角度和地缘环境看，说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没有核武库恐怕没几个人会相信。

在拥核问题上，其实很难只用“对错”或“应该不应该”来评论，因为每个国家走上拥核之路，都有其复杂的原因，或许还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很多时候也是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此，我们不妨提一下南非的拥核和弃核历程。

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核计划”始于1974年，终于1991年，真正拥有核武器是在1982-1989年间。如前所述，追求核武的一个重要动机是自身强烈的“不安全感”。

那么，一个受到西方国家和财团大力支持和保护的南非白人政府为何会感觉不安全呢？因为该政府所执行的非人道种族隔离政策不仅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谴责，也在上世纪6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引发了南非国内和周边国家的解放运动和游击战争。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那些谋求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如非国大、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等）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古巴就曾派兵支援过安哥拉。虽然这是一场游击组织对抗南非正规军的“不对称战争”，但白人种族隔离政府依然感觉不安全，拥核于是变成了它的一个重要战略选项。

在中东同样感觉“四面楚歌”的以色列与南非政府“同病相怜”。它不仅违反联合国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决议，偷偷输送军备和技术，而且还协助种族隔离当局研制核弹。

1979年9月22日（星期六），东京大学地球物理学家森川武志在位于南极洲东部的日本“昭和科考站”观测到两道间隔极短的强烈闪光。与此同时，美国用于监督苏联是否遵守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卫星“船帆座6911”，在南非东南方向的爱德华王子群岛附近海域，也准确捕捉到了具有核爆特征的“双闪”现象。

由船帆座号卫星6911的一对传感器在1979年9月22日探测到的双闪光的模式。

自1945年以来，全球已进行逾2000次核试验爆炸。几乎每次核试验都有关于时间、地点和当量的详细记录，唯有1979年9月南大西洋的“双闪”现象至今成谜。

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接到中情局急报后立即向卡特总统作了汇报，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亨利·欧文为首的多名高级安全官员齐聚白宫战情室召开紧急会议。卡特事后在日记中写下了以下这段话：“有迹象表明南非地区发生了核爆炸，要么是南非干的，要么是以色列的海上船只所为，要么就什么都没发生。”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存在：这次核爆是南非和以色列联合完成的。

各种信息显示，以色列自身的核武计划始于建国初期，通过全球秘密采购技术资料与原材料，据信在1960年代末已拥有核武器。直到1980年代，核技术员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向媒体披露以色列拥有数十枚核弹头，才使这一秘密公之于世。瓦努努随后被摩萨德从意大利绑架回国，以叛国罪被判重刑。

1994年，曾任南非海军基地指挥官的德裔叛谍格哈特（Dieter Gerhardt）爆料，称1979年的那次试验代号为“凤凰行动”，的确是南非与以色列在联合核试。1997年南非副外长帕哈德（Aziz Pahad）也暗示了以色列协助南非造弹。

2010年《卫报》（Guardian）曝光的档案揭露了更多的细节：1975年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佩雷斯（Shimon Peres）与当时还是南非防长的博塔（Pieter Botha）曾在瑞士苏黎世密谈。根据南非档案记载，当时佩雷斯表示：“合适的弹头有三种规格可供选择。博塔部长表示感谢，并说他会征求意见。”

80年代末，冷战趋于尾声，古巴军队也撤出了安哥拉，南非认为直接威胁有所减弱，种族隔离制度也走到了尽头。自1989年起，德克勒克总统（Frederik de Klerk）着手推动国内民主化进程，希望以此获得国际制裁的放宽。1991年，南非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监督下销毁了所有核武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18年对伊朗提出了严重指控 路透社

这段历史的重点其实不在于南非是否拥核，而是以色列很可能不顾国际条约和规则的约束，协助南非制造了核武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以色列今日还有资格指责伊朗的核计划是建筑在“谎言”之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