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前略有不同的是，“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这个“三重论”的具体表述的确是欧盟委员会的“发明”，最先出现在欧盟2019年拟定的《对华战略》文件中。但美国政府早在2017年就已抛出北京是“长期战略竞争者”（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or）这个概念。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以贸促变”针对的是西方之外的政体，“外向性”特征很明显，而“三重论”却不仅针对中国，同时也是在防范不要被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不靠谱操作拖入可能殃及德国和欧盟利益的漩涡中。

拜登上台后，国务卿布林肯于2022年5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说时，提出了对华“三点论”，即：

1.投资——加大在本国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供应链、教育科研等，以提高对华竞争力；

2.结盟——加强与欧洲、印太等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形成统一战线，以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3.竞争——在经济、科研等多个领域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维护欧洲及其盟友的利益和全球影响力。

显然，特朗普和拜登的执政风格截然不同：前者热衷“单挑独斗”，后者则喜欢纠集同伙“打群架”。

美国的政党轮替让德国朔尔茨政府看到了一线曙光，认为美国终于又回到北大西洋框架之内，所以对华盛顿亦步亦趋（特别在乌克兰问题上），但在对华政策上，朔尔茨还没有跟着拜登走太远。

德方没想到（或发自内心不希望）的是，才过四年，特朗普就载着满满的“民意”又杀了回来，而且民主党中短期内翻盘的可能性不大。直到此时，德国和欧盟才认真考虑应该真正迈步走自己的路。

在中国问题上，德国欧盟和美国有着不同的利益。按理说，这是争取战略自主的理想领域，但是，默茨本质上是个“大西洋派”：他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拥趸，担任过“大西洋桥”协会主席，并坚定支持北约。因此，他的政府能否摆脱对美的长期依赖，笔者并不乐观。

德国和西方对华政策为何注定失败

2023年夏，时任德国外长、绿党籍的贝尔伯克照抄欧盟的对华“三重定义”。她在阐述德国政府的对华新战略时，说了以下这段话：

“因为中国变了，所以德国的对华政策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过去那种自由主义的设想——即西方通过与威权国家进行贸易，不仅能促进共同繁荣，还能在这些国家推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积极变革——如今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

她这段总结性的话语充分反应了德国（西方）对华的以下认知和心态：

1.“以贸促变”的潜台词无非就是“我不仅要挣你的钱，还要试图改变你的家规”。这是典型的西方“零和游戏”，自己必须全赢。

2.中国“变了”，意指中国“羽毛渐丰”，不听招呼了，要踢开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自立门户，所以，德国（西方）必须制定新的策略，以制止这一发展趋势。

3.承认“以贸促变”在中国这里已经失败，不再合时宜。

2023年7月，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介绍德国政府的“中国战略”。德媒

那么，德国和欧盟的对华“三重论”（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能达到预期效果吗？

很难！因为该政策其实就是一种“死要面子”和“退而求次”的无奈选择：既有求于对方，又要遏制对方。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一，德国在不少领域已离不开中国，所以不得不合作。但具体到哪些领域时，最常被提及的是“气候和环保”，其实德国最依赖中国的是供应链、关键资源、产品市场以及雄厚资本等。德方避谈这些，因为那样很没面子。

二，德国“以贸促变”的对华政策不仅失败，而且已进入“反噬”阶段：中国的产品、技术和资本不仅构成相当的竞争力，在某些领域甚至已超越德国和欧美。

三，德国和西方的“制度自信”和“制度优越感”正在被“焦虑”和“不安”所取代，欧美的对华遏制几乎无一不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理由。这个理由可以说“半真半假”：“真”在于中国的挑战实实在在，且不可小觑，“假”在于用夸大事实的手段来为自己“非民主、不道德和破法规”的操作找借口。

四，最关键的是，“中国模式”的成功，给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无形中遏制了西方在全球的影响力。

人们不仅要问，德国和西方的对华政策虽然一段时间内看似成功，但为何最终都流于失败？笔者归纳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这类政策大多基于“宗主国”和“制度优越”派生而来的傲慢与偏见。

西方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是掌握话语权和制定规则的一方，是“精神灯塔”，发展方向和现代化楷模。中国只应充当西方理念和价值观的学生、中低端产业链上的“加工厂”、廉价劳动力和重要能源的供应方以及西方产品的倾销市场。

其次，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国情认知肤浅，过于主观。

以中国执政党为例：中共自诞生之日起，长期处于被敌人和对手“围剿孤立”的恶劣环境中，譬如大革命时期的“白色恐怖”、长征途中的围追堵截、抗美援朝的“立命之战”、苏东集团的孤立排挤、改开时期的武器禁运等。但中共每一次都能在汲取经验教训后重新站立起来，认识并壮大自己，最终引领国家走向繁荣。

西方如果足够了解这点，就应该知道，任何对中国的封锁、限制、抵制、制裁，不仅不能压垮中国，反而能倒逼中国用自己的方式结成正果。

再以援朝和援越战争为例：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与中国直接较量，结果是一场打平，一场打败。这种战绩对华盛顿而言应该说是很丢脸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在盟友的支持下，都没能打垮当时国力尚弱的中国，那么，面对今日之中国，西方诸国又哪来的自信，觉得靠派几艘军舰去台海和南海就能起到威慑作用呢？

最后，西方国家政党轮替，智库林立，媒体泛滥，但意识形态痕迹过重。这容易导致战略误判、自我消耗，政策短视。

以德国对美国和中国的政策为例：德国减少使用华为技术，是担心该公司有可能向中国政府提供数据；从技术层面说，美国的科技公司更有这种可能，美国的情报机构对德国政要和各行各业的监听监控更严重，但就因为一个是与自己体制不同的中国，一个是价值观盟友的美国，德国对华为就采取了抵制和排斥的立场，而对谷歌、脸书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就网开一面。

新冠疫情期间，口罩也成了“战略物资”。德国政府发现这个“紧俏”产品几乎被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垄断了，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于是鼓励和资助本国企业生产口罩，完全抛开市场规律，结果不了了之。媒体还以此兴风作浪，“中国威胁论”再次喧嚣尘上。

这种以意识形态来区分敌友的方式就是“冷战思维”，它既不符合国家利益，还可能阻碍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更不能造福于自己的国民。那么，以这种思维方式制定出来的政策方针，又怎么可能成功？

结语

当然，即便在“以贸促变”的年代里，德国政府虽然时不时要打“人权牌”，但最终又不得不执行某种“意识形态模糊”的务实外交。无论是施密特、科尔、施罗德还是默克尔，几乎无一例外。

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007年8月27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玩中国空竹。CFP

“以价值观和规则为主导”的对华外交，似乎始于上届“交通灯”政府。这是绿党主持德国外交政策的缘故吗？

如果是，那么施罗德总理执政时，当时的外长费舍尔（Joschka Fischer）也属绿党，而且他也的确尝试走意识形态这条路，那为何最终并未影响德国务实的对华政策呢？

归根结底，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国际大局出现了变化，具体说就是中国变强后，美国开始视中国为战略对手，作为盟友的德国必须跟进；第二，根据以往的经验，德国政府总理如果弱，外交部就会“自说自话”。譬如，费舍尔最终未成气候，因为施罗德比较强势；而贝尔伯克之所以对华指手画脚，是因为总理朔尔茨个性偏弱。

如今，默茨上台，外交部掌握在本党手中，政令应该非常统一。所以，未来德国的对华政策如何，完全取决于默茨本人的战略判断和利益取舍。

还有，德国和欧盟的“三重论”对华政策看似繁琐沉重，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伙伴+对手。至于在“对手”这个概念之前是加“贸易”、“竞争”还是“制度性”，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对手就是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说，称中国为“对手”，其实也是对中国实力的一种承认。

德国和西方若认为中国是“贸易对手”、“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说明中国人会做生意，产品具有竞争力，技术创新不输欧美，制度优势明显。

越南和中国的体制很近似，德国和西方在视其为减少对华依赖的“替代国”时，为何不认为它是“制度性对手”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它还不够强，还成不了“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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