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众所周知，在习惯用各种借口对他国进行武装干涉的西方国家中，德国鉴于自己在两次大战中不光彩的历史，的确一直不愿意像英法那样打头阵，更多是提供后勤保障、情报搜集和资金援助，但对“摧毁后”的重建却是一直非常热衷的。

所以，德国一些媒体也来对中国致力于战后重建的所谓“动机”品头论足，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德国如何被绑上美国在阿富汗的“战车”

历史上，阿富汗被称为“帝国坟场”。

19世纪，与俄罗斯在中亚进行“大博弈”的大英帝国两次征战阿富汗。第一次，英军全军覆没，只剩布莱登医生（Dr. Brydon）一人回到贾拉拉巴德；第二次，英国虽然获得了阿富汗的外交权，但英军同样损失惨重。直到一战后的第三次英阿战争（1919）中，英国才成功确立了阿富汗与英属印度之间的“杜兰线”（Durand Line）。

1979年，苏联也试图控制阿富汗。结果，进去容易出来难，这次原本计划3个月就结束的行动最后拖成长达9年的“持久战”。这一错误决策甚至被认为是苏联由盛转衰以致最终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美国发动的这场针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又是如何开始的呢？德国又是如何上了这辆赶赴“坟场”的战车的呢？

二十年前，人类刚进入21世纪，当时的世界和德国与今天完全不同：

政治上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社民党总理施罗德，喜欢口叼雪茄烟来展示自己的踌躇满志；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被西方视为俄民主化进程的“希望之星”；处于“韬光养晦”阶段的中国在战略上尚未引起欧美的真正“关注”；萨达姆·侯赛因、卡扎非、穆巴拉克等中东强人在国内的地位貌似稳如泰山；土耳其正在努力亲近欧盟，把“入盟”视为自己的主要国策；欧元还是个透着“稚嫩和无辜”的货币 “新生儿”；刚当上基民盟（CDU）主席的默克尔普遍被认为只是个“过渡性的、随时会下台”的“可笑人物”；没有多少人真正重视所谓的“气候变化”问题；手机也不过是个可以发发短信的“新鲜物件儿”；有些政治学家们正迫不及待地认定西方是历史的最终赢家……

2001年的科尔与默克尔，图片来源：jumpradio.de

就在西方高歌一统天下的“主旋律”时，一串被欧美政府和公众“忽略不计”的音符正在穆斯林世界逐渐汇成低沉的“副旋律”。

上世纪八十年代得到美国支持并在阿富汗经过抗苏战争淬炼的本·拉登（Bin Laden）及“基地组织”（Al-Qaida），在“库特布主义”（Qutbism）的影响下，逐步把斗争矛头转向欧美国家以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播。

2001年9月11日，十几个疯狂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塌象征资本力量的纽约世贸大楼，另一架撞向美国军事指挥中心五角大楼，最后一架若不是机组人员和部分乘客的反抗，难保不会在政治中心华盛顿造成巨大伤亡。

这是二战后美国本土首次遭到如此规模的攻击。

“9.11”恐袭改变了美国，改变了北大西洋关系，也改变了世界。

事发后第二天，北约理事会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条款，10月4日正式形成决议。

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在第一时间代表德国政府向美国总统小布什表示愿提供“无限支持”（uneingeschränkte Solidarität），用中文来说就是：愿为朋友“两肋插刀”。

10月9日，他在访问华盛顿时重申将以“实际行动”来兑现这份承诺。

根据法规，德国军队的任何对外行动，都必须经过联邦议会（Bundestag）的批准，因此，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亦被称为“国会军”（Parlamentsarmee）。

施罗德向议会保证，行动将是短暂的和有针对性的。用他的话来说，“无论是执行的任务还是地点以及时间，都是一次有限的行动。”但他并不知道，迈出这一步之后对德国最终将意味着什么，更没想到原本计划只是6个月的“反恐使命”最后会演变成一次长达20年的军事介入。

实际上，当时左翼政府中的“红绿”两党存在不小的分歧。为了得到议会中其他政党的支持，施罗德将11月16日的联邦议会表决与对他本人的“信任案”捆绑在一起。结果，议会以微弱多数批准德国派遣“小批”特种部队（100人左右）参加美军在阿富汗清剿恐怖组织的所谓“持久自由”军事行动（Enduring Freedom - OEF）。

这次行动因“过度使用暴力”（unverhältnismäßiger Gewaltanwendung）遭到广大阿富汗民众的抵制和反抗，也引发了德国国内舆论的分歧和争论。

圣诞节前两天（12月22日），联邦议会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386、1383、1387等决议，就国防军加入“驻阿富汗国际援助部队”（ISAF）进行表决。在581名议员中，主要来自红绿两党、联盟党和自民党的538名投了赞成票，35张反对票主要来自左翼党的前身——民社党（PDS），8票弃权。

从这个表决结果可以看出，ISAF“维和使命”之所以能得到德国政界的支持，因为它基于联合国决议，比较“名正言顺”；其次，与此前的OEF“追凶行动”相比，它没有那么“血腥”，主要任务不再是纯军事意义上的“反恐”，而是扶持阿富汗过渡政府和稳定该国政局。

施罗德2002年访问阿富汗，图片来源：http://www.garbsenreport.de

头一年（2002），“维和使命”主要集中在阿富汗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德国媒体呈现的画面也充满“和平性”：联邦部队的军车在喀布尔大街上巡逻，帮助当地老百姓挖水井，建学校等。

尽管如此，施罗德开始信誓旦旦宣布的“有限行动”在延长，而且看不到头，这让高举“和平主义”大旗的“红绿”政府相当纠结。毕竟，“9.11”之后的群情激昂渐渐退去，恐袭的直接影响有所淡化。

2002年3月6日，两名德国士兵在喀布尔拆弹时不幸牺牲。这让德国公众真正意识到阿富汗“使命”的危险性。这一年又逢德国大选，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发“政治地震”，更别说自己的士兵在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丢掉性命了。而且，当时的德国经济持续低迷，厌战和反战的德国人更关心自己的福祉。

与此同时，“9.11”之后本来就打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开战的美国政府，开始把目光从阿富汗转向萨达姆·侯赛因，一意孤行地要推动并扩大“无限反恐”战争。对此，国际舆论异议不少，西方盟国中也出现严重的分歧。

在那两名德国士兵阵亡后，施罗德表示不会参加美国主导的、没有联合国授权的伊拉克军事行动。同年夏天，竞选中的他表示“德国道路”是美国“好战”的另一个选项，称德国是“和平之邦”。

就这样，开始高调宣布要为盟友“两肋插刀”的施罗德，在阿富汗插了第一刀之后，最终在军事干涉伊拉克问题上没再插第二刀。他的政府已意识到，被美国不断拖进战争泥潭必将在国内失去民心，并严重影响他的连任以及经济和福利改革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