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上周日（8月15日），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宣告胜利结束这场持续了20年的战争。

此时，美国驻阿使馆上空直升机盘旋，紧急疏离各类人员；美军管制喀布尔机场和空中交通，以确保最后撤离万无一失；阿富汗总统加尼（Ashraf Ghani）已逃往国外，路上还不忘通过脸书声明自己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流血”；美国总统拜登逗留在戴维营，让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出面表示喀布尔的这一幕绝非“西贡再现”（This is manifestly not Saigon）。

加尼之后还在网上露面讲话，再次辩解，并声称要返回阿富汗，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此前，美国情报部门预测阿富汗的政权更迭还需要数周至数月的时间，拜登7月还胸有成竹地表示“塔利班不太可能占领全国”。如今，面对 “措手不及”的局面，美国官方没有认真反思前因后果和自己的失误，而是把责任一味推给阿富汗政府和军队。

塔利班这次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与政府军无力或不想抵抗有关，但最关键的原因是拜登政府在没有向对方提出严格条件的情况下就明确了撤退日期。这给塔利班发出了可以“趁虚而入”的信号，也让一向严重依赖北约的阿富汗政府军失去了精神和军事支柱。

政治家的误判和失算经常发生，但他们却能“巧舌如簧”，“颠倒因果”，化不利为有利，把死的说成活的，把失败说成胜利。

譬如，头天还在宣布要进行兵力“再动员”以抵抗塔利班挺进的加尼总统，第二天却冠冕堂皇把自己带领亲信家属仓皇出逃说成是为了“避免流血牺牲”。

又譬如，美军明明是为了确保紧急疏散而临时增兵数千人前往喀布尔，却被布林肯美化成是拜登总统对有序撤退准备充分的“佐证”。

再譬如，美军的“草草收场”和“仓促撤离”导致西方20年的投入成为名副其实的“烂尾工程”，布林肯对此的评价却别出心裁，令人无语。他说，不管怎么说，美国在阿富汗坚持的时间要比当年的俄国人多出一倍。

目前，西方国家的救援撤离行动仍在继续，阿富汗机场的混乱场景似曾相识，极具象征性。

对这场美国参与的最长战争，特别是它的最后结果以及终结方式，已成为一周来德国新闻的头条。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表示，德国对这个灾难性结局“同样负有责任”；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日前宣布，将汲取阿富汗行动的教训，重新审视联邦国防军的外派任务。

但德国各阶层提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这20年的流血流汗和巨资投入真的值得吗？

辛辛苦苦20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美国当局可以对塔利班复辟的原因“鸵鸟埋头”“避实就虚”，但国际舆论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眼下的结果是“西方的失败”。

对于这样的结果，德国政界在两个层面“有苦难言”：1）当年参与“阿富汗行动”基于北大西洋“盟约”第五条（一国遭袭，群起反击的“集体防御”条款），是无奈之举。

2）拜登政府不顾联盟内的反对声，也未经充分协商便宣布立即撤军，导致驻阿兵力第二位的德国军队不得不紧急撤退，难以“善终”。

这些天，德国政界和媒体反思的声音不少，对白宫的决策失误也不乏怨言。

对于美国来说，军事介入阿富汗“师出有名”，那就是，要不惜代价为“9.11”雪耻，对幕后策划者“基地组织”及其头目本·拉登“虽远必诛”。

那么，对德国而言呢？

以实际行动支持盟友固然“义不容辞”，但是，为说服厌战和反战的国内舆论，德国政府很长时间一直避谈这次军事行动的“战争”性质，而是强调任务的“维和”宗旨。

德国第二电视台驻阿富汗记者埃根多富（Katrin Eigendorf）证实，被派往阿富汗的德国士兵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以为自己是去“挖水井，建学校”的，直到部队后来遭到袭击和参与作战并出现伤亡，政府才不得不公开承认这次行动的残酷性。

德国陆军退役将军、曾在北约中担任要职的拉姆斯（Egon Ramms）也抱怨，政府对介入阿富汗军事行动的“舆论公关”做得不够，直接影响到民众对行动的理解，也让前线的战士难以真正了解行动的目的和意义。

Egon Ramms，图片来源：wiki

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吕特根（Norbert Röttgen）日前在接受德国一台（ARD）采访时表示：“现在一切都太晚了，这次撤军太早了，它是美国当局作出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决定。我不得不说，这是西方在20年后的政治失败，是场灾难。”

的确，这一切来得太快，任何回旋已为时太晚。

德国《商报》（Handelsblatt）在喀布尔“沦陷”前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在阿富汗虽然没有遭受当年在越南那样的军事惨败，但这次的撤军决定却成就了塔利班的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军事介入阿富汗源自“9.11”恐袭，可就在“9.11”20周年前数周，反恐联军却把当年本·拉登的主要策划地拱手让给了塔利班。

文章一方面承认塔利班的复辟是西方的“破产声明”（Bankrotterklärung），同时却提出以下问题：一个极端伊斯兰统治的阿富汗对西方的安全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意味着什么？如果神学士们在全国对妇女以及所有与西方合作过的阿富汗人实施恐怖，欧洲是否会面临巨大的难民潮？最后，西方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柏林在20年军事介入阿富汗后应对这些人承担何种责任？”

从这些“问题”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反思”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他们会问这二十年的投入是否“值得”，却不问“值得与否”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坚信介入阿富汗是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却不问“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他们担心又一波难民潮的到来和中东局势的进一步动荡，却不问难民潮和中东乱局是否也与西方的“民主干涉主义”有关。

更有意思的是，西方媒体的“反思”最后会落到中国身上。《商报》在前面那篇评论中称中国是这个结局的“最大赢家”，并道出以下两个理由：

1）“美国撤军将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美国无疑将失去在阿富汗这样一个充满未开发地藏资源（铜、锂、钴、煤、石油和稀土等）的国家中的影响力，而中国可能会从中获利。

2）“有摧毁就有重建”。美国在摧毁阿富汗之后被迫撤军，中国可能成为“饱受战争蹂躏的民族的希望”，“一带一路”可以趁虚而入，满足阿富汗战后巨大的基建需求。

实际上，拜登当局并不隐讳这次撤军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不想在阿富汗“恋战”，牵扯过多精力。如果美国真的是为了对付中国才撤军，那么，为何又要让中国从中获利呢？

《商报》评论中表达的这一逻辑真是太“别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