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登堡的《北方信使报》（"Nordkurier"）明确指出，要如此规模地限制人们的基本权利，就必须从第一刻开始说明如何往回走。再说，这不是“放纵”讨论，而是民主的体现。

马格德堡的《人民之声》（"Volksstimme"）写道：默克尔将恢复常态最佳途径的讨论称为“放纵”，与2015年开放边境时她不喜欢讨论如出一辙。关于解禁问题的讨论，即便在科学家圈子里，都存在着不同声音，毕竟，每个措施都有可能决定许多企业和员工的生存问题。

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的媒体，对本国领导人尚且如此“不留情面”，更不要说对外国政府了。还有，绝大多数媒体人并非专家，能对某专业作出中肯评论的不多，所以，他们更喜欢充当“政治正确”的代言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默克尔对目前讨论的提醒和批评是否有道理呢？当然有。但是，随着更多的数据和信息相继问世（疫情期间信息滞后是常事），人们对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开始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争论也就多了一些素材。

譬如，上周末被当作“好消息”传播的德国传染率（R）已低于1人（0.7）的信息，这两天被证明并不完全准确。倒不是因为该数据这两天略有回升，而是因为它在三月中旬实施严格限制措施之前就已经在“1”之下了。

所以，人们现在不得不问：既然如此，当时作出如此大规模的限制是否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些措施，现在也不至于这般“骑虎难下”，更不会引起针对默克尔“放纵讨论”的诟病。显然，面对如此凶猛、甚至貌似“诡异”的病毒，人类的失策和误判在所难免，专家学者中也存在着意见分歧。

纠结过去于事无补，现在要思考的是今后该如何操作。目前专家有两种意见：1）在疫苗问世前，尽量把传染率（R）控制在“1”以下或左右，以此确保医疗体系不被挤兑。要做到这点，开禁的幅度就不能太大。2）以最快的速度把传染率压倒更低的水准上，最好是0.2~0.3，以便能控制和跟踪传播链。但这意味着现在不仅不应该开禁，而且还要加强限制措施。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科学家对开禁有所保留。德国“首席”病毒学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就对周一开始的开禁措施深表担忧。他估计感染人数有可能再次迅速增加，特别是在65-70岁以下的人群中，“因为人们又开始彼此接近和互访了。”

德罗斯滕明确表示：“我肯定，会产生这样的效应，这种扩散效应是无法避免的。”他发出警告：如果感染率在开禁后重新超过“1”，即每个病毒携带者传染一人以上，病毒的传播将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力度再次反弹。他提醒人们，莫忘当年西班牙大流感中杀伤力很强、波及面很广的第二波疫情。

问题是，科学家只能（也只愿意）提出建议，拍板的事情还得让政治家来做，所以，政治家承受的民生、经济等压力非常大。

危机之时思能人

谁都知道政治家不是完人，但人们在危机中会习惯性地去寻找完美的政治家。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就是这样一个“危机处理楷模”，所以，若干德国媒体最近提出了“谁是新的赫尔穆特·施密特？”一问。

那么，这位五年前撒手人寰的德国老总理为何近日再次受到追捧呢？这恐怕与施密特当年的成名之“战”有关。

1962年2月17日，汉堡决堤，城市的大部被淹，成千上万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洪水搞得无家可归。当时的汉堡市长奈沃曼（Paul Nevemann）正在疗养，大部分部长联系不上，数月前才走马上任的警务部长施密特一大早从电话中获悉灾情后，二话没说，直奔警署办公室，揽下了抗灾救灾的指挥任务，并向联邦国防军、北约和消防部门发出紧急警讯。施密特当时的名言是：“那些天里，我没有去翻阅基本法。”言外之意，他在决策时根本没考虑“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等法律问题。据说，他通过个人关系，启动了北约力量来救灾，从程序上说是不允许的，但他做了。

那次汉堡抗洪让施密特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被公认为“撸起袖子，敢做敢为”的危机处理者（Macher und Krisenmanager）。十二年后，这个声誉成就了他担任联邦德国总理。

之后， 他在1973-74年的石油危机、“德国之秋”（Deutscher Herbst）时面对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和北约双重决议（Nato-Doppelbeschluss）等重大事件中，均展示了自己的“铁腕”能力。从此，施密特的名声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1977年的施密特，图片来源：wiki

回顾施密特的政治生涯，可谓一波三折，考验重重。红军派的恐袭虽然造成人员伤亡、斗争的残酷性也尚无后者，但1962年那场横扫整个德国北海沿岸的飓风，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的威胁更大。施密特当年雷厉风行和不拘小节的作风，成为眼下抗疫中德国媒体和政治家们希冀的“强人”典范。

在德语中，“Macher”这个概念在形容政治家时其实褒贬都有：即有“果敢决断”，也有“不择手段”的意味。所以，1989年，当施密特这位“世纪见证人”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外界对他的这个评价时，曾这样诙谐地回答：这个称号对政治家而言还不算是“最差的特质”，但他本人拒绝这个“标签”。

他详细解释了这个“称号”对他“名不副实”的理由。他说，虽然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但并非只是撸起袖子就干的“简单行为主义者”，他固守信念，言行基于理性、知识和伦理。对他而言，政治与明确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密切相连。具体地说，他用智慧去指导行动，得益于罗马皇帝奥列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自我反省”能力（这位先人著有《反思录》），以及从康德（Immanuel Kant）、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韦伯（Max Weber）身上摄取的哲学素养。

正是这些先哲，为他在政治生涯中，特别是面对困境和必须作出貌似“不得人心”的决策时，提供了行动指南和衡量标准。他不会胡乱决策，更不会慌乱决策，他决策的背后有着对国家和集体的强烈“义务感”和“责任感”。

当然，汉堡救灾涉及的只是某个地区，无法与眼下波及全德、全欧、乃至全球的新冠病毒瘟疫相提并论。现在的疫情对公共卫生、全球秩序和世界经济的挑战无疑是空前的，完全有可能成为本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但施密特处理危机的做法是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