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见好就收”

德美瑞三家媒体调查后发现，不仅德国联邦情报局和美国中情局卷入丑闻中，中立国瑞士的情报机构也是知情者，而且还帮助德国和美国保守秘密。

德国总理府前情报总管施密特鲍尔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依然认为“卢比孔行动”是德美安全部门成功合作的典范。他说，直到有人开始管不住自己的嘴了，这个行动才受到干扰。

此话所指明显，那就是克里普陀公司的商务代表布勒。他的言论，致使德国总理府的负责人认为本来天衣无缝的“克里普陀神化”出现了裂缝，外交风险太大。

重新统一后，欧洲邻国开始用警惕和质疑的眼光来看待德国。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德方在科尔任期内决定终止“卢比孔行动”，把自己的那一半股份以170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CIA。

三家媒体掌握的秘密文件显示，公司每年的经济收益作为活动经费回流给联邦情报局，而议会预算委员会和审计署对此却毫不知情。按照法规，联邦情报局对此有通报义务。因此，这一暗箱操作行为一旦曝光，后果不堪设想。

施密特鲍尔说：“在权衡了风险之后，也出于对其他国家的公平，加上针对西方的危险正在明显减弱，我们作出了走新路和将来不再进行这类行动的正确决定。”

而另一半的真相是，克里普陀公司面对当时业内的技术进步，已无太大的经济收益。这也是德方想“金盆洗手”的一个原因。

德国电视二台和《华盛顿邮报》虽然报道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由于采访对象的国籍有所不同（德方采访更多的是德国和欧洲方面的人士，而美方肯定对美籍人士更加近水楼台），因此，三家媒体虽然同时播报，但字里行间还是能听到一些“异同”侧面的。

譬如，德美两家媒体的报道中都说美国与德国情报机构每年都会瓜分Crypto AG公司的巨额利润，但两家会经常因一些分歧而争论。至于两位“股东”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报道中透露的细节就出现了“不同”。

《华盛顿邮报》写道：“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德国人似乎总是一心想着赚钱。美国人不断提醒德国人，这是一次情报行动，不是赚钱事业。”

德国电视二台的采访结果是，德国人对美国人选择监听对象时表现的“任性”感到震惊，他们抱怨美国连友邦和盟友都不放过。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和美国人不同国民性的一个侧面，同时，它也反映了有过战败历史的德国对“作恶”的敏感，以及美国人作为西方世界领袖表现出的“肆无忌惮”。

在进行调查过程中，德国联邦情报局、总理府以及西门子公司都拒绝接受ZDF的采访。CIA、NSA和美国政府也对此事三缄其口，保持沉默。瑞士情报机构则干脆否认知悉克里普陀公司的真实背景。

现任瑞士情报局副局长尤尔克·布勒（Jürg Bühler）当年参与了对克里普陀公司的调查。他说：“无人能给我们提供加密器被做过手脚的证据……我们调查过公司股东的背景，但到了列支敦士登后就难以推进了……所以我们认为怀疑没有依据，也就没有立案……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被人骗了，这当然让人不爽。”

克里普陀公司在2018年一分为二：只负责瑞士市场的“CyOne AG”和负责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克里普陀国际”（Crypto International AG）。公司现任领导都表示对这段历史不了解。

三家媒体报道后，瑞士经济部暂时停止了克里普陀国际集团的所有出口业务。

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美国中情局在德方出局后还持续利用克里普陀加密器监听了很久，直到2017/18年才卖掉，获利5000万至7000万美元。

结语

整个事件显示，包括针对朋友的窃听，不是如默克尔抗议的那样“绝对不可以”，而是实践了几十年的国家行为。

“卢比孔行动”被曝光后，涉事部门自然保持沉默，但立法机构内的各党派则反应强烈。他们呼吁联邦政府进行彻查。

自民党（FDP）议员托梅（Stephan Thomae）说：“我们要知道联邦情报局究竟干了些什么？钱派了什么用？还剩下多少？哪些国家被监听了？哪些友邦被监听了？”

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议会党团副主席冯·诺茨（Konstantin von Notz ）认为这次窃听行动“毫无道德底线”（“ohne moralische Grenze”），并已经提请联邦议会情报监管委在下次会议上讨论此事。

“左翼党”（die Linke）表示，“最严重和最不可原谅”的是，联邦政府明知有些国家发生了大规模的违反人权行为而未作出任何反应。

瑞士议会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调查，比利时的情报部门也在了解“卢比孔行动”是否也涉及到了本国。

但大家当下最关心的问题是：这类窃听行动只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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