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移民潮和受侵略的双重压力，罗马帝国在数世纪中的不同时期交替采取了三种措施：

首先是武力阻挡。可由于帝国晚期军事多有废弛，所以不得不组建日耳曼人（蛮族）辅助部队来为其征战，有些日耳曼部队人数还相当庞大。到后来，军队的大部分实际上已都是日耳曼人。这些“外籍兵团”开始还蛮听话，一直在为保卫帝国而战，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发现罗马人已无力维护自己的政权时，便起了异心，为其他日耳曼族打开帝国边界，并最终把皇帝拉下了马。

其次依靠设障隔离来确保边界安全，如，从莱茵河至多瑙河的“北日耳曼-雷蒂恩界墙”（Der Obergermanisch-Rätische Limes）、横断大不列颠岛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wall）、位于苏格兰的“安多宁长城” (Antoninuswall)等。在德国旅游，人们时常会遇到古罗马界墙的遗址，它们的作用与中国的长城并无二致。

哈德良长城的一段。多年来，墙体大部分已被拆除，石块被用于邻近的各种建筑工程。（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最后就是安置移民，让他们融入罗马文明中。从古罗马的经验来看，当移民人数尚可控的时候，将这些“蛮人”融入文明社会还不算太难。这些新移民自身也愿意努力学习本地语言，学着入乡随俗、正常纳税。等到了第二代时，他们基本也都归化为罗马人了。

但随着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罗马原著居民的融合力和支持度则变得越来越有限。久而久之，经济和资源的分配就出现了不平等现象，社会内部的和谐因此面临严峻的考验，冲突的爆发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移民自然会本能地回归或强化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随着自己实力的增长，他们在原住民面前会显得越来越自信，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就会愈加薄弱。

当下涌向欧洲的难民不是为了逃避战争和自然灾害，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共同体内出现大小不同的经济危机和不同程度的劳动力不足现象；共同体对自己的外部边界无法有效控制，对难民的登记造册及管理相当混乱；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和欧盟内部分配机制始终未能确立，本地居民对移民的接受力和欢迎度正在减弱，排外势力迅速壮大；在这种压力下，移民的融合意愿淡泊，自成一体，逐渐形成并行社会；政治正确与多元文化主义被庸俗化，对它们的滥用现象相当普遍；宗教的固执和不兼容性导致国家对信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欧盟这些年来所面临的上述问题与当年古罗马的处境非常相似。因此，人们担心欧盟是否会步古罗马的后尘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假设，而是值得各方深思的现实问题。

普世价值的另一面

其实，欧洲今日所面临之危机并非从天而降，不知时至。早在1931年，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rengler）就曾预言：未来的问题不是东西方的冲突，而是南北冲突。他在题为《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的“颜色世界革命”。他这里所指的“颜色”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以颜色命名的社会运动不同，后者通常使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花朵来作为运动标志，而斯宾格勒的“颜色”指人种的肤色。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欧洲正面临着两大威胁：第一是“白色世界革命”，即白种人的苏联，第二是“有色世界革命”，指来自欧洲以外的对白人构成威胁的有色人种革命。他呼吁欧洲人应该加强自身的决断力。

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0世纪末期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欧洲民族国家林立，传统习俗迥异，要寻找文化的同一性看上去亦非易事。但是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可能呢？不是！在过去上千年的历史中，欧洲各国在宗教、语言、艺术、政治理念等领域逐渐形成了共同或相近的根源和价值。

现在的问题是，欧盟的政策并未着眼于挖掘并巩固这些共同的文化价值，而是奉行诸如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这些价值当然也重要，但它们既然普世，就不只适合于某一共同体：你们欧洲人有权要求平等，我们移民也要求得到平等的待遇；你们欧洲人有安居乐业的人权要求，我们移民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笔者发现，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区域文化同一性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陷入深深的生存危机中。

大同世界和普世价值都是非常美好的理想，但它们的美好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人性所能承受的界限，甚至反而滋生并强化了极端和偏执。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现象也值得人深思：宣扬公平、平均、集体主义、国际主义这些带有一定普世特质的理念均与左派挂钩，可历史上由左派倡导和引领的社会变革却往往充满血腥和暴力。

在观察和分析了古今的许多发展进程之后，笔者认为，许多乍看非常具有诱惑力并吸引万众为之前赴后继奋斗的普世价值，或许正是造成区域和全球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些美好的理想不是人性所能承载的。如果非要在人间实现这些完美理想，这些理想最终也会在人性的影响下变味变质。这些难以实现的“大同”与“普世”结果只是淡化甚至消灭特性与不同，而人类的和平与和谐只有在承认和保护特性与不同的基础上才是可持续性的。

比利时历史学家戴维·恩格斯（David Engels）曾指出，一个共同体所特有的文化同一性一旦丢失，它就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欧洲唯有固守和强化自身的传统和价值方能确保自己的未来。从这个角度去看，现在危及欧洲的并非经济危机，而是越来越明显的对其自身文明的认同危机。遗憾的是，在“政治正确”风行的今天，有些话题和观点很容易被人贴上“极端右翼”、“歧视排外”、“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等标签，但我们在比较现实和历史时，的确无法回避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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