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怡：

邵新银的案件在去年回到了北京，我们在北京重新帮他办理了这个案件，但这一次的被告是另一家配送商——给邵新银发工资的重庆太昌公司，以及邵新银的外卖平台饿了么。

2021年10月27日，我们收到了北京昌平区劳动仲裁委的结果，邵新银跟重庆太昌公司确认了劳动关系。但是在取得邵新银的同意以后，我们进一步把这个案子起诉到了法院，希望外卖平台饿了么能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我们为什么希望在法院的诉讼中让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呢？其实2021年国家八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项政策，政策里面有一条要求：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的，平台企业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但是这个政策发布以后，在我们承办的所有案件中，平台依然认为出事的骑手跟自己没有关系，自己不需要赔偿。

而过去十年间，整个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的演变，以及目前骑手劳动过程所受到的控制，其实都是外卖平台在主导的，这一系列操作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外卖平台。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通过邵新银这个诉讼，把国家政策真正落实下来，让平台能够实现权责统一。

除了邵新银的案子，我们手上还在承办一个盒马配送员的案件。这个配送员在国庆期间连续三天高强度加班，最后猝死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这个配送员的案子告诉我们，目前平台和算法对于劳动者的管理依然是非常严苛的。

曾经平台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概念叫做“算法最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跑得最快的骑手能十分钟就送完，那么最优秀的算法也会想让所有人都在十分钟内送完。

算法越优秀，也就意味着它对劳动者越狠。这个问题在去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关注，有好几份政策文件都提出要“算法取中”，让劳动强度回落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

我们现在通过盒马配送员这个案件，想要进一步倡导的是“算法人性化”，因为算法管理的本质依然是人对人的管理。

接触了这么多案件以后，我们也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骑手在出事以后要么无法登录APP查询自己的配送数据，要么就是配送数据会莫名其妙消失。

图片来源：钱江频道《范大姐帮忙》

这些配送数据对于骑手打官司维权，证明自己确实是在送外卖、是在站点工作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现在我们也设计了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诉讼，希望骑手们的配送数据可以不再消失。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这些工作已经让更多人关注到了骑手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情况。

在我们的研究文章发出两天以后，外卖平台就已经公开禁止诱导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不久之后，我们在爱企查上面看相关的数据，已经基本停止了增长。

一席邀请致诚的时候，其实是希望我们今天能派一个代表上台演讲就好。但是我们做这么多工作，其实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就能完成的。

除了致诚的团队以及各地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以外，我们完成这个项目其实还有五十位来自经济、法律、设计以及IT等专业的志愿者的参与。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晚上大概11 点多的时候，我们的在线文档里面还有八位志愿者在做判决数据分析。第二天早上8 点多我们起来的时候，又换了另外七名志愿者在帮我们分析数据。

这些志愿者分布在不同的时区，平时他们是律师、法务或者是在校大学生，都非常繁忙。没有这些志愿者的轮番接力，我们就不能及时地在政策变动的时期，把这个项目完整地呈现给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个人过来，就是希望告诉大家，公益法律不应该是几个孤胆英雄的理想，而是一份人人可以参与、温情而正气的事业。

所以现在我还想把徐淼邀请回台上，她还有一些需要跟大家分享的想法。

那家超市在招聘，而且还有五险一金

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其实发生了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非常感动的，甚至是有趣的故事。

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需要去应聘骑手，有一次真的就差点穿帮了。当时我去一个饿了么的站点应聘，那个站长出于对我的关心，就问我现在住在哪儿？因为他怕我没有地方住。我就跟他说，我住在某某区。

他问，你一个月租金多少？我当时脑中飞快地算了一下，骑手的工资是六千多，我心想用三分之一的钱用来租房子，应该算比较合理吧，就跟他说两千多。

结果当时站长一脸震惊地看着我，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赶紧问他说，你的房租多少钱？他跟我说，800。

我当时非常紧张，就赶紧转移了话题。但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我意识到即便身处相同的境地，也很难真正地感同身受，因为我随时都可以选择逃离。

但是对于骑手们来说，他们是被命运困在这样的处境里，无处可逃。这六千块钱的工资他们是要拿来养家糊口的，而不是像我一样，用三分之一的钱来租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