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平台和骑手关系进化史

在那之后，我们就在想，外卖平台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于是在去年的6月到9月，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应聘过骑手，拨打过卧底电话，看了1907份判决。注意这些判决不是抽样，我们搜了全网所有的跟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判决，最后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拼出了一部外卖平台进化史。

这张图显示的是最早期的时候，餐馆一般会直接雇佣员工来送外卖。

模式1

这个时候餐馆和被雇佣者之间是可以建立一个正式劳动关系的，员工出了事，他可以直接去找餐馆。

到了2008年，外卖平台出现了。最开始的时候为了吸引工人从传统产业来到外卖平台上，外卖平台会提供非常优厚的待遇。

所以那个时候外卖平台是会直接跟骑手建立劳动关系的，就是模式2。或者模式3，也就是劳务派遣，这也是一个合规的用工方式。

模式2-3（红色部分）

但是到了外卖平台发展中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市场上有好几家外卖平台，它们其实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要去急速地扩张市场规模，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当然是招募更多的骑手。可是这样就会大规模地提高用工成本。

于是外卖平台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众包模式。所谓众包就是来去自由，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比如我们下班之后或者周末有空的时候，都可以注册一个众包APP，然后开始送外卖，赚一点外快。

众包模式下的骑手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松散的，在模式4里面，外卖平台和骑手会直接签订众包协议。

模式4-5（黄色部分）

之后外卖平台就开始在骑手和平台之间插入一个众包服务公司，模式5中的空心圆部分就是众包服务公司。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法律的防火墙，切断了外卖平台和骑手之间的法律关系。骑手如果出了事，一般就会去找众包服务公司。

在同一时间，外卖平台上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模式叫专送模式，专送更像是传统模式下的骑手。专送骑手是一个固定工，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而且他如果要辞职的话，也需要提前一个月打申请。

而在专送模式下，也就是下图中的模式6，外卖平台相当于把配送业务外包给了配送商，让配送商们线下组织骑手去送外卖，可是外卖平台依然在严格地控制骑手的劳动过程，因为它是通过APP系统派单，而且骑手是不能拒单的。

模式6-7（浅蓝色部分）

到了模式7的时候，因为配送商都是一些小公司，它们相当于承担了外卖平台的用工成本和风险，但它们其实根本承担不起。所以它们也会效仿外卖平台，把骑手或配送业务继续往外分包或转包。这里就出现了邵新银所面临的情况，网络状的外包。

在这种模式下，其实劳动关系就已经被打碎了，邵新银他面对的是五家公司，每家公司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他的劳动管理，邵新银根本分不清楚到底哪家公司才是他的用人单位。

骑手就好像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外卖平台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甩给了配送商，配送商又继续往外甩给了其他配送商。最后这个烫手的山芋会到哪里呢？会到骑手自己这里，让骑手自己吞下去。

这也就是外卖平台演进的终极形式——个体工商户的出现，就是图中的模式8。

模式8（深蓝色部分）

在个体工商户模式下，外卖平台和骑手之间已经隔了三道防火墙，分别是配送商、灵活用工平台和个体工商户。可以说外卖平台已经是“深藏功与名”了，骑手如果出了事，根本找不到外卖平台了。

这样一系列的模式演进，有什么效果呢？可以说“甩锅”效果非常显著。这是我们根据1907份判决做的司法数据统计。

在最开始平台直接雇佣骑手的阶段，外卖平台被确认为劳动用人单位的比例是达到100%的。

但是在直接外包和网络状外包模式下，比例直接从100%降到了不足1%，也就是外卖平台基本上不再被认定为是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的承担者基本上就变成配送商了。

再看一下在侵权责任下的判决统计。

侵权责任就是指在骑手撞了路人的情况下，路人也会去起诉相关的公司，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去找一家公司来承担责任。

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是餐馆担责，平台出现之后转移到了外卖平台。随着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又转到了配送商和灵活用工平台，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甩锅”过程。

原本集中于单一雇主的权利与责任被分散到多个配送商和灵活用工平台身上，骑手的劳动关系通过人为的外包和分包被彻底打碎。不但导致骑手分不清用人单位是谁而大大增加维权成本，就连法院也可能因为难以确定用人单位而判决骑手败诉。

外卖平台与大量配送商正是通过这样的操作在不同程度上逃脱或转移了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