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淼：

大家好，我是致诚劳动者的一名研究员，我叫徐淼，致诚是中国最早的一家专门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法律组织。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已经帮助了17201名农民工，挽回了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这是我们的锦旗室。

每一个第一次走进锦旗室的人都会被里面的气场所震撼。这里面摆了600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过去我们主要的帮助对象是建筑领域的农民工，他们经常会遇到包工头欠薪或者工伤事故之类的案件。

近几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外卖平台，成为外卖骑手。有数据显示，外卖平台上的劳动者有80%依然是农民工。

这些农民工从传统产业转移到外卖平台上之后，他们的劳动状况是否有所改善呢？

谜

《人物》的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让我们第一次直观且深入地感受到了算法对劳动者的影响。还有北大的社会学博士陈龙，他自己做了半年外卖骑手，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算法是如何控制劳动者的。

我们是法律人，所以我们相信法律总是最后出场的，因为所有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法律制度的层面去调整、去解决。

可是当我们真正从法律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的时候，却发现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谜。

今天我要说的这个谜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做邵新银的外卖骑手。邵新银是河北农村人，今年45岁了，上有老下有小。2017年他听说当外卖骑手比较挣钱，就一个人从河北来到了北京，成为饿了么专送骑手。

2019年4月27号晚上11点50分，当时邵新银快要下班了，一个人骑着电瓶车在路上溜达。那天下了点雨，路面有点滑，对面开来了一辆车，打着远光灯，邵新银一不小心就连人带车掉进了前面的坑里。

这时正好路过一个美团骑手把他扶起来。他一开始觉得没什么事，结果起来却发现走不了路了。后来同事把他送到医院，当天晚上就诊断出来是双腿严重骨折。

邵新银一个人在北京待了好几天，后来实在撑不住了就回到了河北老家。在河北老家又诊断发现肋骨也断了三根。

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邵新银一直在跟保险公司纠缠，最后大概是在2019年底，他拿到了一笔商业保险理赔，9万多元。

他觉得不太对劲，他说河北老家农村有一个人也是受了工伤，十级伤残，他拿到的工伤赔偿是10万多。十级伤残是最轻的一档，他就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在北京，九级伤残反而只能拿到9万块钱。

这是他第一次想到要去找一个律师问一问，于是邵新银经人介绍来到了致诚，致诚在2019年底接手了这个案件。

2020年8月份，我们在北京提起的劳动仲裁胜诉了，确认了邵新银和配送站点所属的迪亚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邵新银以为自己可以顺利地去申请工伤认定，拿到工伤赔偿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迪亚斯公司返回注册地重庆，在重庆的法院提起了一审。很遗憾的是，邵新银在重庆的一审和二审都败诉了，这也就意味着他跟迪亚斯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中间还经历了一个2020年12月份的保险诉讼，是我们为了拿回雇主责任险的保险合同从而确认雇主是谁打的一个平行诉讼。

所以经历了四次法律程序，邵新银又回到了原点，依然没有确认劳动关系，依然没有拿到工伤赔偿。

法律关系暗网

致诚再次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6月份，距离邵新银受伤已经过去了两年多。

我到现在还记得2021年6月22号早上9点多，我们的主任佟丽华律师找我们开会，说要讨论这个案子。他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案子连我都感到绝望”。

当“绝望”两个字从我们主任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他已经从事了20多年的公益法律事业，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经验，而且非常自信的人。

他处理过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疑难复杂案件，但是他从来没有把“绝望”两个字挂在嘴边过。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如果这个案子连我们这群经验丰富的农民工律师都感到绝望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危机。

骑手为什么会找不到用人单位，他受伤之后怎么会没有人来承担责任呢？邵新银这个案子绝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可能关涉到上百万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

于是在那天早上，我们决定全面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感到肩负重任：这个系统必须被法律打开，也必将被法律打开。

那天下午我们就约邵新银做了一个长长的访谈。为了取证，我们先看了他手机里的饿了么APP，上面显示的配送站点是一个叫迪亚斯的公司。然后我们又看了他招商银行的流水记录，每个月给他发工资的是一个叫太昌的公司。

我们又看了一下他的个税APP，发现每个月有两到三家公司给他缴个税，天津市某建筑公司和上海市某服务外包公司，而邵新银根本没有听说过后面这两家公司。

正常情况下日常管理你的公司，给你发工资、缴个税的，甚至交社保的都应该是同一家公司，可是邵新银为什么会面临ABCDE五家公司？

我们去问邵新银，你自己觉得你是哪个公司的？邵新银当时就给我们看了这张照片，这是他们每天开晨会的时候。

邵新银所属站点同事的朋友圈

邵新银跟我们说，晨会的组织者是迪亚斯公司。所以那天下午，他喃喃自语了好几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迪亚斯的人，晨会上喊的口号也是迪亚斯，可是一出了事，迪亚斯就觉得我不是他们的员工了。”

也就是在那个瞬间，我们觉得邵新银可能陷入了一张法律关系的暗网。

外卖系统里不仅仅有算法，还藏匿了许许多多的公司，而这些公司错综复杂交汇而成的法律关系网络，正把骑手死死地捆住。当骑手跌入前方这个大坑的时候，其中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构成他的用人单位。

人们常说算法是一个黑箱，我们只需要享受最后的结果，不需要知道中间的运行过程。

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是你和我，而是受伤的骑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