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再造基层组织，对于中华文明而言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传统中国，由于国家汲取能力的不足，国家只能利用乡村中存在的文化权力网络，借助地主士绅、耆老族长作为中介，在村庄中代理国家权力。自宋以来，宗族在中国农村基层的治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皇权和绅权并行的“双轨政治”，二者又通过科举和官僚制度连接起来。

从晚清以来，这一“双轨政治”逐渐败坏，科举的废除导致了“双轨政治”上下连接机制的断裂，原来依靠科举制度获得权威身份，并作为朝廷与乡村的中介力量对乡村起到保护作用的士绅加速衰落，一批满足国家政权资源汲取需要的势力在乡村兴起——即后来所说的“土豪劣绅”。在沟通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科举体系瓦解之后，在地方士绅与中央官僚体系围绕着税收进行合作与博弈的赋税经济体系溃败之后，这些士绅、地主以武装暴力和地方权势为后盾，日益游离于乡村自身的伦理秩序之外，最终形成了一个隔断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废除保甲制与宗法制，取缔族权和绅权，进行清匪镇反，摧毁了乡村中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清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地主和宗族势力，这就从根本上扫荡了横亘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盈利性经纪群体，使得国家权力真正深入乡村。由于没有土豪劣绅的层层加码、横征暴敛，即便农民的田赋增加，其实际负担也大大减轻。而国家对乡村的资源汲取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大大加强，这首先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后勤补给，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国家工业化启动之后，农业的剩余被有效地集合起来，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去。

在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传统中，国家的统一性依赖于强有力的皇权。而在外部强权威胁和内部社会分裂的双重危机下，皇权日趋孱弱，丧失统一能力；与此同时，现代知识体系、自然世界观取代中华传统天下观、宇宙观，皇权意识形态正当性也迅速瓦解。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无论是北洋时期的“五族共和”主权理论，还是国民党的国族主权理论，都没能实现对人民的整合，没有为共和政体找到统一性的根基，这种共和也就沦为一种浮萍式的虚假共和。

中国共产党则是通过深入彻底的社会革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局面，重塑了中国的基层秩序和精英政治结构，创生出与共和政制相匹配的“人民”这一现代政治主体，进而重塑了新的大一统国家。

▍从“人民政党”到“人民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通过重建现代大一统体系而光复中华文明，而且更是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即“人民性”。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以天子为核心的皇权体系作为中华大一统的政治象征；现代的中华文明则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政制作为中华大一统的社会根基。

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是人民解放战争，解放战争之所以被命名为“解放”，正是因为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使5.4亿中下阶层的中国人从原先的被压迫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与6000万上层阶级相平等的身份，没有这种社会状况的平等，中国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社会。因此，人民民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也是人民共和国重建大一统秩序的现代基础，是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社会前提。

自宋元以降，中国社会主要由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组成。面对西方列强，旧中国不仅在生产能力、武力技术上处于弱势，在国家组织化程度上也远远不如。所以，中国人想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找到坚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实现民众的重新组织，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但是，由于中西方文明的深刻差异和历史道路的不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必须要依据中华文明和中国国情而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这种自主探索的必要性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方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中才逐步构建出现代国家形态，是在“市民”的基础上转化成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公民”；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中国则需要在“臣民”的基础上塑造“人民”，所以，中国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需要在民主革命中赋予臣民以主体性，通过现代政党领导下的组织化过程，将臣民转化为人民。

其次，西方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二元对立中逐步确立政治国家的独立性，是在教权与王权的相互斗争中建立中央集权，是在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中实现社会统合；由于不具备这些历史前提，同时，也因为被动地卷入世界体系之中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只能依靠现代政党完成社会统合和政治统一。最终，重新组织人民、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性任务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了血肉联系。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改造的完成，全国人民都真正实现了“组织起来”：农民在人民公社，工人在工厂，学生在学校，干部在政府机关；机关设置从中央一直到居委会、村委会，再辅以少先队、青年团、妇联和农会等各种群众团体，中央政令得以到达最基层的每一个角落。由此，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新形态。由这一新形态的人民组成的大一统国家，与其历史上的各种模式相比，在国家与民众个体之间建立了更为直接的关系，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

随着这一系列社会整合的完成，新中国逐渐建立起了颇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动员和管理体系。这种今天被诟病为“举国体制”的组织制度，在当时可以说居功甚伟：正是举国体制所特有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有力的全社会渗透性，才让中国在最贫穷的经济条件下和最落后的社会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动员和整合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强大动员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才使得中国在外部条件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在西方列强已经主导和垄断世界市场并将落后国家改造为原料场地和倾销市场的背景下，使得中国可以实现自保并独立于外来政治、经济压力，最终能够自主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而且，从横向的历史比较视野来观察，“举国体制”也是所有不甘落后的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共同选择，德国、日本、苏联等等，都曾经面对着如何在工业化程度和市场发育程度都很低的条件下，强制性地快速发动工业化的问题，这些国家也都选择在资本积累阶段依托“强国家”体系、依靠国家力量推进工业化的模式。因为由先发国家开启的国际经济竞争一旦铺展开来，所有后发者其实已经丧失了选择自由放任发展方式的空间。同样的，面对资本不足的客观事实，中国所能选择的，就是将在人民战争中历练出来的组织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以人力替代资本，以普遍压缩消费的高强度积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来实现工业化，同时也争取了一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技术和资本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