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8年，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连续30多年高速增长，年均增长9.9%，快于前30年的6.5%。中国之所以能实现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如此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以市场为手段，来平衡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带来的经济驱动力单一和激励不足问题，这是中国改革的核心所在。

这种改革，及其带来的巨大规模的劳动和就业结构变迁、社会和市场结构变迁，即使从世界历史的广度来观察，都可以称之为一次革命。就像历史上的革命一般，它既包含着无数痛苦和悲惨的个人和群体经验，却也创造出了新的希望与期待。这样一场“革命”在短短30年间集中发生，其深度和广度远超西方国家被拉长到数百年的社会变革历程，但其烈度却是相对可控的，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因为此次革命不是被动发生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动引导下进行的。

在横向对比视角下，中国共产党的主动引导作用更显突出和可贵。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对外开放，选择对接世界市场，但真正能获得大的发展的，除了那些资源型大国，基本上都是有着悠久文明和国家传统的地区，比如东亚、欧洲。因为国际分工体系并不平等，很多小国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只是大国体系的附庸，他们的利益更多的是与外部精英而不是本国民众相一致，他们领导下的国家往往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不具备自主性。而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要实现自身工业化系统的升级发展，既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本和资源，也需要具有自主规划能力、自主行动能力的组织核心和本土精英队伍。这些事实证明了，对于开放事业而言，一个具有自主性、具有长远理想和行动能力的政治核心是必须的。

从这个视角看，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秩序重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发展，实际上也与国家发展任务的此种转向密切相关：一方面，在中央层面，加强党的领导，规定党全部日常工作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在地方上，也以各级党委为核心，围绕着试点项目，以经济建设成果为导向建立干部选拔和晋升机制，激发地方干部的积极性。而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除了保持政治领导之外，还加强了法制建设这一内容，以法制来协调和制约地方党委、政府。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秩序，既能保障中央的权威、保障国家的政治统一，也能为地方实践提供广阔的自由空间，使得中国原有的制度资源、组织资源、物质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得到充分释放，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发展。

然而，这并不意味在改革开放历程中重塑的此种党的领导的政治形态不存在问题，更不意味着对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无需进行新的探索。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历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央地分权机制、地方竞争体系，其负面效应也在逐步显现出来：随着经济发展迈向新的阶段，产业结构上的重复建设和经济运行方面的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深刻影响到了中国经济体系、工业体系进一步升级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差异和行政等级为依据的分化机制，社会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群体认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各种新兴阶层不断崛起，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使得贫富差距问题成为全社会的敏感问题。

更为复杂的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述双重挑战，有着更为深刻的国际背景：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是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的历程，也是全球经济体系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加入后升级扩张的历程。全球化在带来物质财富巨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社会与政治危机：技术、科学、经济和贸易等领域的全球化发展惯性，与一个必须固守于领土分化和地缘对峙的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之间产生了深刻矛盾。金融、信息和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行业与不同区域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平衡，尤其是在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之后，在产业外包和结构调整成为普遍趋势之后，国家逐渐失去对经济领土边界的控制力。

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了以贫富差距扩大为表现的社会阶层分裂和政治分裂，各国都普遍面临各自的“政治共同体危机”。正如同人类历史中数千年来发生过的一般，物质生产领域、经济领域的新变化，将会深刻冲击旧有的生活方式、谋生方式和认知方式，以及建立在这些基础要素上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

这些趋势构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基本背景：无论是“改革”必须面对的社会分裂与不平等问题，还是“开放”所必须面对的国际产业竞争、工业化体系和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问题，都属于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都无法仅仅依靠内部资源来解决，“老办法失灵了”——无论是希望靠内部政治改革来解决不平等、强制性的“均贫富”，还是希望依靠增加福利供给来维持稳定，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都已经变得不现实，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已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在今天所面临的最深刻挑战，是如何在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员高速流动的全球化时代继续紧跟潮流，继续引领工业化全面转型升级，与此同时，还必须实现对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从改善党的领导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如何实现一党执政的先进性与群众性之间的平衡，如何保障国家和文明的统一性。而从更宏观的历史层面观察，这也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走向更高阶段所需要面对和迎接的挑战。

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核心直面这些挑战，一方面以“反腐败”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新思路，重构全球政经格局。这些行动标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不仅仅要进行内部政经改革，也需要调动世界性资源，吸纳全球性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建立在塑造更平衡的世界政经结构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更理想的人类生存秩序之中。

“一带一路”背后的世界观图景，不是西方式的二元对立、霸权竞争的世界，而是中国文明内在的普遍性世界观，其内涵是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两种普遍性精神和特质：一是不断融合外来文明、外来人群的“世界性”特征，一是打通上下区隔、实现更好的内部整合与认同的“人民性”特征。更进一步，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民族期待，也找到了更加普遍化、更具包容性、更能与外部世界相协调的全球图景和世界观结构。

▍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从历史走向未来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即以布尔什维克式政党为榜样，具有强烈的先锋队属性：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宏大的世界观和深远的历史意识，还拥有一套改造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治国方略；在组织形态上，实践了列宁等人的党建原则，依靠纪律将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仁人志士改造为具有政治行动能力的党员。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城乡、深入基层，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重建日常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使得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外来的因素，而是内化到了中华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明走向新时代的必要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华大地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历史面貌，也使中华传统文明发生了创造性转化，中华文明更多地容纳汲取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系中的现代化因素。一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承载中华文明的政治主体，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体系、新的组织方法和新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对内部社会成员的团结和动员，承载了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任务。

到了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人财物的全面流动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极大增强。在这样的超大规模的流动性面前，历史上旧有的政治形态、政治主体、政治行动者和政治原则均需要重新界定和认识。今天，无论是像传统左翼、右翼那样，希望以地方式、区域式的反资本主义或反全球化抗争运动来对抗社会政治危机，还是期待新技术和新经济浪潮带来的去中心化的新政治主体、新政治空间来克服国家专制力量，这些旧的与新的浪漫幻想，都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都无法建立新的公共性秩序。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次次解释了，经济和技术上的新趋势和新组织，并不会直接转化为新的政治形态。政治，归根结底要体现为人类群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而不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除了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变革之外，必须有政治主体在新的物质基础上主动应对挑战，主动引领变化。

在中华文明复兴及全球化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样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这种新的政治主体和政治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6月6号，原题是“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