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金矿”： AI赋能生物医药】

心智观察所：目前全球领先的芯片设计企业，以及一些EDA公司比如英伟达、Cadence等等这两年开始大量投资或并购一些生物医药公司，开发一些仿真模拟工具，这些公司认为药物研发和芯片研发的很多环节是可以互通的。

周露：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新领域。确实，芯片领域和生物制药领域目前正在经历一场非常强的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落地，实际上最好的应用场景是医学。因为医学的进步非常快，而且医学的底层逻辑是一串代码，这串代码就是人的DNA。

对于芯片公司来说这些是非常好理解的，之前做计算机代码的人，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场景来做DNA的代码，所以对他们来说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人体的DNA的量级是非常高的：每个成年人身体里面有约30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里面有一个60亿的碱基对（DNA代码的密码子）。全球有78亿到80亿的人口，把这些数字叠加一下到一起，所以这个宇宙级的数字对于芯片公司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他们正在找一个成长期的行业，所以对他们来说医疗行业这是一个数字“金矿”。英伟达大概投了不下数十家生物制药公司，其中有一家就叫Recursion，他们就是做AI实验室的一整套方案，所以这些做芯片、做人工智能的公司，现在正在加大对于生物医药的投资。

心智观察所：这些芯片公司宣称，利用AI工具能切实性地加快药物研发的进程。

周露：药物研发是整个医药产业中的一个部分，当然也是比较激动人心的部分。我们认为，不止生物医药，整个医药行业领域能用的AI的环节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我个人认为AI更偏向后期，就是偏临床期。

药物靶点的筛选和新药结构的设计，这是最早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并没有完全发挥出人工智能的优势。就好比说原来我们做小分子药物，用“大海捞针”来形容，即在一个很大的领域里面，比如说几十万个化学分子池里面找到一个合适你的病的药物结构。那现在加上AI之后呢？我觉得是“大海捞飞机”。“大海捞飞机”实际上跟大海捞针是没有太大区别的，而且我们“大海捞飞机”的时候，我们花掉的成本更高，所以人工智能的优势没有一下子显现出来。

但我个人感觉人工智能能够做的更多的东西是在后期和中后期，就是我们在临床设计、临床的运营过程中能够减少临床成本。药物的成本可以分几块，一块是新药研发成本，第二个是临床成本，第三个是商业化成本。所以有关人工智能，我个人感觉后面还有非常多可以做的事情，不只是筛选一个药物。

心智观察所：根据您的判断，从临床后期到商业落地走通，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周露：我觉得还需要十年。目前对于人工智能和芯片公司来说，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接近爆发期的前奏。大家突然意识到，实际上我们能够在这一领域找到非常多的新东西。现在我们看三年前整体的科研文章，跟人工智能相关的篇数实际上很少，但是最近有一个大爆发。

所以我个人感觉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会有一个小突破，十年内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对医药行业的渗透率会非常高。做一个药需要十四年左右，十年对于新药研发不算一个很长的周期。

心智观察所：您刚刚提到了价格的问题，如果要更亲民的话，它的突破点还有哪些？从纯技术角度讲，这个技术的突破点和难点还有哪些？

周露：我觉得慢病毒载体接下来的一个突破点是靶细胞的靶向性。这个载体理想化的状态是可以指哪儿打哪儿，意思是说我知道这个细胞发生病变了，设计好了之后，这个细胞不管是在心肝肺，或任何一个器官上面，我都能找到它，而且都能够改变它，给它进行重编程，这是一个终极目标。

下一代的载体的一个很大突破是要做一个非常强的靶向性靶头，就像一个精准的导弹，定位非常精准，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从分子和细胞层面改造很多东西，这样的话疾病不是治好，而是治愈，最终能够改变这个坏掉的细胞内部的基因，给患者做一个全身系统性的细胞改造。这样的话最后能够彻底地治愈这些疾病，不管这个疾病是遗传性疾病，还是后天获得的基因突变，我们都能够去治疗它。

因为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是基因病。十年前我们可能说“所有的癌症都是基因病”，但是目前从我们的层面来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病，当然这个基因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基因，除了DNA还有RNA，还有蛋白层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编解码来完成疾病的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靶向性的突破是我们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心智观察所：癌症也分很多种，目前基因疗法有没有对哪一种特别有效，比如肺癌、肝癌等？

周露：先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关注的适应症叫神经纤维瘤。神经纤维瘤病是神经鞘细胞——神经外面起保护作用的一层鞘的细胞发生了病变。我们这个疾病的简写叫NF2，病变基因的名称也叫NF2。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药是把一个正常的完整的NF2基因递送到神经鞘细胞里面，对这个已经突变的、变成肿瘤的鞘细胞进行改造。

最后的结果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我们希望首先能够萎缩这个肿瘤，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肿瘤细胞会被杀死。但是我们更期望从长期的治疗角度来看，有一部分肿瘤细胞完全被改造回正常细胞了，它还能进行神经修复。有一些患者听力有障碍，或者有行动障碍，如果我们做到了神经修复，就有可能让患者听力得到保存或者提升，或者让其运动能力能够得到一定的提高。

我们目前已经拓展到一些其他的大肿瘤，比如说胶质瘤、肺癌、三阴性乳腺癌、还有膀胱癌等等。我们最希望做的一款药，是一个泛瘤种的，不会因为肿瘤的类型局限药物使用的范围，我们希望最后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广谱的治疗癌症的重编程代码，希望它最后即便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七八十的肿瘤都能够涵盖，这样的话就能提升这个药的价值。

心智观察所：根据您刚才讲的“几乎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病”，我感觉这很哲学。比如说我们如何定义一种病？一个人如果30岁之后开始脱发，脱发可能也是因为基因导致的。那么神拓生物是不是也可以针对一些看起来不是“病”的症状加以改善？

周露：你举任何例子我都能告诉你为什么是基因病。脱发是因为毛囊干细胞的死亡，整个毛囊坏死了，它就不再生发了。我们的基因治疗可以让毛囊干细胞再生，毛囊干细胞的数量增加了，就会有新的头发长出来了。也有一些人说，比如我车祸或者其他的外伤，这是不是基因病？这也是的。只要出现组织再生的伤口，这个创伤修复都可以是基因病。所以我们从广义的角度看，什么东西都跟基因有关系，所以改善基因可以治疗所有的疾病，可以这样去理解。

【行业生态重塑：监管、出海与伦理边界】

心智观察所：目前企业出海是个热点。我们国内不少企业出海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专利诉讼问题，医药行业也是一个专利壁垒比较强的行业，所以这方面神拓生物有没有相关布局？

周露：我们申请了专利和IP，也包括国际PCT专利。医药行业是一个门槛非常高、专利保护要求非常多的行业，你的护城河实际上就是你的IP，你的IP越广越深，保护得越细，价值就越高，出海的可能性就越高。

据我所知，很多大的制药公司是先通过专利检索才了解你这个产品，如果这个IP他看中的话，出海的可能性以及最后交易达成的可能性会非常高。所以我们神拓一定要把IP做好，把专利申请做好。这个专利要充分地按照国际专利的习惯来进行申请，也尽量地去多保护自己的一些知识产权，所以这是很有技巧的。

当然神拓是一个初创公司，我们也在不断地学习当中，但是我们的确有非常多的、好的新技术。几乎每一天我们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数据出来，我不断地去加强我们的专利保护，所以我们目前在一个申请很多专利的过程之中。当然专利的获得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做了很多积累。最后大家能看到我们这家公司的技术属性是非常强的。

心智观察所：神拓生物目前处在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赛道中，但在现在因为一些地缘政治的原因，某些高科技产业面临一些中美“脱钩”的现象，目前生物医药领域的国际合作状况如何？

周露：谈到国际合作，我个人的感觉生物医药或者说医疗这个行业，确实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行业，我们和海外的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当然目前遇到了一些困境，的确有有中美之间的一些脱钩情况的存在。但目前我们能看到出企业出海的数量还是很多的，交易量也很大，刚才也提到了上半年整个生物医药出海的交易总额超过了新能源车的交易额，可见我们这个行业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也正是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海外对我们优质资产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了，因为这个变化也导致美国国内的研发成本也提高了，所以他们也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优质的、性价比更高的资产。经过综合判断，大药厂做出了最终的行动，都证明了中国的生物医药资产的性价比是高的。

所以我们个人感觉我们这个产业会受地缘政治波动的影响，但影响有限。不管国际形势和出海的困境有多难，做好自己的IP，把自己的产品的药效和安全性都体现出来，它的价值就存在。只要价值存在，就一定会被认可。所以我觉得做好内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心智观察所：您怎么看待医疗行业的监管，比如说国家层面上对于这种新型药物的风险判定或者药品上市等等？

周露：我们医疗行业是一个强监管的行业，这个监管一直都存在，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要治病救人。药到底合不合规，你生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按照GMP的条件来生产（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质量是不是特别好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监管，因为药品要给患者吃或者打到患者体内，所以我完全认可这个行业的监管要求，我也觉得这些监管带来了行业的良性发展，这样的话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当然因此整个行业的开发周期很长。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沮丧，因为看到其他行业的产品一两年就能上市，我们可能要至少做5到10年的冷板凳，要经历一期、二期、三期临床研发，然后甚至上市了之后，我们还要再经历一个叫真实世界数据的考察。所以监管从来没有消失过，单个产品来说，你首先要去经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开发周期，然后我们即使产品上市了之后，也是一直处在监管的范围之内。

但是我觉得出于对患者负责的角度，我非常认可这种监管，我们要做到合规，我们神拓一直都是把监管的要求放到最高。我们是按照全球一类新药，或者叫首创的药物来设计的，所以我们不但要最快，我们而且还要最好、最合规，这三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出发点。

心智观察所：像您讲的上市之后还要面临一个真实世界数据考察这个监管，这是和患者相关的吗？

周露：真实世界的数据，尤其对我们这种基因药来说甚至更重要，因为在做临床的时候，这是一个被设计好的临床过程，这一过程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它的样本量比较小，其次它的场景是被控制好的。我们在真实世界收集到这些数据，更能代表这个药物是否真实有效，这个药物是否真的安全，这个药物最后会帮到患者什么。这是一个时间维度也更长的过程。临床做得再多，也是有限制，你不能无限制地做临床。有些患者服用的药，会有10年、15年的观察期，这都是真实世界的观察期。

所以我们的基因药物又是一个特别创新的东西，需要很多年来积累数据。比如说我的患者，三个月前我的第一个患者已经给了药，我的责任是要负担患者15年的观察，到15年之后我才能够放心地告诉大家这个药没有任何的毒性或者副作用。所以我个人觉得从做药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责任，需要一个很大的付出，把这个真实的数据收集好，整理好交给监管机构。

生物制药医疗要开源，需要发表文章，真实地告诉大家我看到了什么，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解决。所以不只是人工智能，实际上对于生物医药我们已经开源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的文献都会发表，原原本本地把我们好的坏的都告诉大家，这样的话我们犯过的错误别人也不会再犯，踩过的坑别人不会再踩，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也是比较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