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至2017年曾在FCC担任主席的Tom Wheeler，今年以来不断向现任FCC主席Brendan Carr发难，他近日在《律战》（Lawfare）发表评论，认为Brendan Carr试图打破 “美国政府和民主的基础原则”，是特朗普塑造个人权威、不断强化总统权力的帮凶。

Tom Wheeler是奥巴马的铁杆心腹之一，而Carr则是共和党资深成员，后者长期主张放松对通信行业的监管，支持自由市场竞争，反对民主党推动的“网络中立性”规则，他这一立场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高度一致。

FCC前后两任主席掐架，可以看作是美国两种执政范式和叙事的斗争。

Tom Wheeler的论据看起来相当充分，因为Brendan Carr在公开场合从不讳言他对特朗普的忠心，而且还公开佩戴过特朗普头像胸章（如下图）。

Brendan Carr支持特朗普的“5G领先战略”，主张通过频谱拍卖和技术共享加速美国5G建设。他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推动国防部释放3.5GHz频段用于5G商用，并认为频谱资源分配应以私营企业为主导——很明显，马斯克的Starlink（星链）计划就需要像Carr这样的政策制定者作为坚强后盾。

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马斯克和Carr的政治同盟看起来更加牢固了。Carr强烈批评拜登政府撤销对Starlink近9亿美元补贴的决定，认为此举出于“政治动机”，并主张通过补贴加速农村宽带覆盖，还批评指责拜登政府通过司法部、FAA等机构对马斯克的企业如SpaceX、X平台进行“政治迫害”，并称此类行动损害了美国的技术竞争力。

也许在“深层政府”触角边界上马斯克和Carr立场未必完全一致，但马斯克需要挤压竞争对手市场占有率，为SpaceX争取更多频谱资源，Carr则需要马斯克的商界力量推动FCC内部改革和更大权力的掌控。

按照FCC组织章程和法律规定，5人小组中同一政党成员不得超过3人。目前，由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共和党重新执政，FCC的党派构成已发生重大变化。共和党占据多数席位的3席，民主党占2席，原民主党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Jessica Rosenworcel）已被Carr取代，剩余两名民主党委员继续留任，留下的这两个显然是拜登政府留下的“钉子”，用来制衡Carr。

Jessica Rosenworcel就是主张砍掉马斯克Starlink计划政府补助的主策划人。由于FCC掌握着频谱的分配与拍卖，和通信运营商直接相关联的产业，以及卫星和无线通信领域都必须让FCC的老爷太太们点头才能上路。

SpaceX开发的星链的第二个版本经过了与FCC长时间的龃龉才获批，而且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若要上马毫米波雷达或者激光雷达项目也涉及通信频谱问题，必然绕不开FCC这道坎，毕竟，在车载毫米波雷达的部署、UWB车钥匙解锁技术、无线通信模块的合规性方面，特斯拉已经不止一次受到FCC审批的掣肘。

结语

通过猛攻SpaceX的竞争对手EchoStar，项庄舞剑，意在打击FCC内部盘根错节的奥巴马-拜登的“余毒”势力，为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商业帝国进一步铺路，这也许是“马斯克大棋盘”中的几个关键性的落子。而且，DOGE在对分散特朗普内阁权力方面做有限让步的同时，马斯克试图去FCC寻找政治盟友，从相对外围的方向影响特朗普二次任期的执政核心架构，或许也是他“政心不泯”的表现。

马斯克真正的底牌在于其商业版图的非对称风险结构：特斯拉的电动车、SpaceX的航天器、X的社交平台、Neuralink的脑机接口——这些领域在技术周期、监管强度、地缘敏感性上高度异质化。当某板块因政治立场遭遇冲击时，其他板块反而可能获得补偿性增长，比如SpaceX星链在俄乌冲突地区的军事价值飙升等等。这种布局使他能够将政治风险转化为跨领域套利工具，甚至主动制造危机来触发系统内的能量转移。

SpaceX VS EchoStar揭示了数字时代巨头的新型生存法则：当企业规模突破传统国家的制衡能力时，创始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艺术”重构权力关系——既不完全服从监管，也不公然对抗体系，而是将自身变成监管无法定义的“量子态”。不过，其危险性在于，当商业领袖的个体意志能够通过技术垄断扭曲公共议程时，所谓的“平衡”本质上已是权力对规则的降维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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