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龙舟这些民间礼俗背后更深层的是礼乐文明，而礼乐文明正是中国文明之为中国文明所在。礼包括具体的礼仪与抽象的礼义两部分，礼仪又包括礼物与行礼的行为动作两部分，礼义则是仁、义与敬、让等文化价值观，二者缺一不可。

礼一方面不能没有内在精神，孔子批评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另一方面，礼仪的形式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外相交养，包括礼物与礼文在内所构成的外在仪式能生发起内在的敬、让等精神。

《论语》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賜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在孔子看来，告朔之礼当时虽然名存实亡，但当告朔之礼的形式保留，未来就还有可能重建此礼。孔子的弟子子贡将礼的礼仪与礼义、形式与精神、文与质的一体不可分离关系形象地譬喻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礼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化的，中国文明强调“礼，时为大”，这也就是《易传》所说“与时偕行”。当年王阳明严厉批评其弟子王艮穿着复古服饰招摇过市，而王船山则尤其强调对于传统的继承不在于照搬过去具体的制度，而是把握传统背后的精意基础上的创新。

周公制礼做乐，乃是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大成。春秋时礼坏乐崩，而礼就是春秋时的传统。如何对待礼这一传统，儒、道、法三家做出了三种不同选择。

道家是要回到更早期的礼，回到小国寡民状态，显然有复古倾向；法家则走向与道家相反的另一端，通过强调新法来对礼加以批判、割裂；而儒家相较之道、法家，则取中正之道，以“礼，时为大”，一方面强调“仁”作为礼之精神，从而对于当时失能的礼重新加以激活，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具体的礼的形式加以损益，以继承礼的精神为方向而保留什么、去掉什么，又增加、创新什么，是门艺术，而且是门极高超的政治艺术。

《论语》记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新中国国徽设计上所用纹饰，最开始的方案是采用清代比较繁复的纹饰，设计者林徽因最后采用了浑然、质朴、大气风格的汉代的纹饰，这与新中国的新气象、大气象更为契合。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资料图/共产党员网）

儒、道、法三家对于当时的礼这一传统分别做出复古、批判与损益的三种选择，而儒、道、法三家缺一不可，形成了中国文明内部必有的张力。

儒、道、法对于传统的三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传统也提供了启示。

对于传统的第一种态度是保留相对纯粹的传统，像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祭祖。

祭祖是自家的事，不是外人来参观的，所以不是可以擅入的，这就存在内外有别的问题。同理，作为当地人祈求风调雨顺、具有宗教礼俗性的传统的赛龙舟，还是尊重当地人的礼俗禁忌为宜。

对于传统的第二种态度，是脱离了传统而演化为现代的形式与功能，像传统赛龙舟是与祭祖同类型而具有宗教性功能的，它并非现代理解的体育。但今天有演化为了现代的体育运动，网上有讨论到佛山女子龙舟队屡屡在国际大赛上获奖。因为这已完全演化为现代体育，所以原来的女子不让登龙舟的礼俗禁忌自然就不存在了。

同理，有人说“女航天员都上太空了，女人还不能上龙舟？”其实这是逻辑混淆，混淆了礼俗禁忌与体育运动、旅游观光的不同要求。所以不是笼统、简单地说能不能上龙舟，而是因应情境、场景不同而区别对待。

尊重当地传统礼俗禁忌，女性不合适上龙舟；但若换成是现代的体育运动、旅游观光的场景，则不仅女子不让登龙舟的传统礼俗禁忌自然不存在，女性还可以积极参加龙舟国际体育大赛这样的现代体育运动。而女性可以参加龙舟国际体育大赛这样的现代体育运动，与女航天员上太空的逻辑是一样，都属于现代的逻辑，前者是现代体育逻辑，后者是现代科技逻辑。

同样，像各地民间戏剧，原本是具有宗教功能的，经常在结婚、祝寿、社祭时表演，既是给活着的人看的，也是给祖先与土地神等看的，所以有娱神性质。习俗认为逝去的祖先被召感回来，会与子孙一起看戏，这其中有中国人非常深厚的情感。

鲁迅的《社戏》对于社戏、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满足有生动的描述，鲁迅甚至对于黑白无常等民间鬼神所寄寓的中国人的超越性的情感都有深深的体认与同情。社祭以及社戏对于一方土地爷以及山川等神的礼敬，其实比现代外在的、客观的对生态的保护更为深沉而有效，所以绝非迷信这么简单。

再举表面看来传统和现代差不多的古琴为例，其实古琴在传统和现代的内在精神也是差别不小的，《白虎通义》说“琴者，禁也”，是禁内心的邪念、邪气，强调的是乐德与内在的修身，而不是外在的表演。现代大学学院派古琴将传统的丝弦改为了钢弦，演奏时更是加了很多西洋音乐式的装饰音，更是变成了外在表演，而由君子个人修身变为了外在表演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