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与千锤百炼：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判断一个青年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

作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感召、吸引中国的爱国进步青年加入其中。抗战时延安的崭新革命气象使其成为革命的圣地，吸引着中国广大爱国进步青年排除各种困难而纷纷奔赴延安。这些进步青年在延安学习，并在于广大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锻炼、成长。

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规定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作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讲稿刊载于当年6月1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期。《青年运动的方向》成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在讲演中对于“五四”所作的深刻诠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他谈到 “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了庞大军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毛泽东指出，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那么，主力军是谁呢？毛泽东回答道：“就是工农大众”。毛泽东要求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毛泽东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毛泽东批评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并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泽东总结，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毛泽东指出“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号召在座者“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毛泽东表扬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青年的模范。毛泽东号召大家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底层密码就是组织起来，共青团发挥青年先锋队作用同样靠组织起来。

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抗战、解放战争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同样如此。我们看到城市中工厂的青年突击队的模范带头作用，看到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同样通过青年突击队把农村青年组织起来。

青年具有情感易受感发，尤其容易受到文学作品感发的特性。1958年出版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以及第二年上映的电影《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的半年时间就发行39万册，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广大青年学生是《青春之歌》的最大读者群。北京大学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曾排队轮流看小说，大家都非常急切地想早点看到小时，有个同学生病住院时，“我们把看书的优先权给了他，这被认为是最好的关怀和很大的幸运”。而有些同学好不容易拿到小说，“晚饭也不吃饱或者干脆不吃就到参考室去占座，一看就是一个晚上”。（以上关于《青春之歌》的影响方面的材料，引自武新军《青春之歌，回荡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里》，《光明日报》2019年06月28日）

《青春之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食粮”。不止是青年学生，甚至连工厂工人、青年农民也成为了《青春之歌》的广大读者群。

《青春之歌》的小说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放映，很多人甚至为了能买上电影票，饿着肚子通宵达旦排长队。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也因为电影《青春之歌》而再次流行全国。

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广州看过电影《青春之歌》后，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一文，并号召日本青年来阅读《青春之歌》。他指出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并说“女主人公在入党时举手向党和人民宣誓，用她那充满了喜悦和自豪的目光凝视着红旗的神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影《青春之歌》在日本二十多个城市陆续上映，一年中一部拷贝共放映了3249次，许多青年工人看过影片，纷纷提交加入日本共产党的申请。《青春之歌》演林道静的谢芳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期间，东京的大街上出现了林道静的巨幅剧照和画像。（以上材料，引自武新军《青春之歌，回荡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里》）

《青春之歌》的小说与电影之所以能如此打动广大中国青年以至日本青年，就在于《青春之歌》关乎的是青年人的人生理想、人生意义的追求与选择，中国青年的青春、理想、志向与救亡图存与国家命运、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小说《青春之歌》初名《千锤百炼》，道出了《青春之歌》作为成长小说的特点，青年的人生意义正在于与包括广大工农大众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结合中锻炼成长，青年的觉悟和奋斗是其中的关键词。而中国青年的成长离不开党的领导，影片中林道静与林红、卢嘉川的关系就是党与青年的隐喻关系。电影《青春之歌》林红的扮演者秦怡于5月9日建团百年之际去世。

秦怡在电影《青春之歌》中饰演进步青年林红（左）

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的教育方针，着眼于“后继有人”，此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同样如此。上山下乡运动不是一些人简单以为的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根本上还是在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上山下乡运动的底层结构，乃是针对现代化带来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问题。广大城市知识青年下到乡村，与广大的农民建立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青年与中国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再次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大历史意义，正在于此。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正是根源于此，根源于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从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比较视野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广大农民相结合，这保证了中国不会出现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存在的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