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他们得出结论：是上帝创造了一切，祂创造了中国人与野蛮人的永恒二元对立，还让光耀照进中国人的心里，让他们始终知道神意，直到闹革命之前，一代代的，一直都知道。

既然中国人知道真相与真理，那你作为一个西方人，也只能接受你是野蛮人的事实。你得服从真理，不是吗？

至此，我们发现了西方近代文明里惊人的真相：基督教义始终在支配着历史学，一些我们非常尊敬的大家，也或自觉或不自觉任由神学操纵，许多大家甚至根本没意识到神学的支配。无论霍布斯鲍姆还是基辛格，这些人类的聪明尖子，都没意识到，他们是在复述一套由神学衍生的、虚假的人类史叙事，相反，他们都以为是在讲述历史事实。

俗版西史的底层逻辑

上述言论可能会引发有些同胞的得意，以为西方人真的敬畏我们。

实际上，那套“中央王国论”暗藏着一整套的神学涵义：

上帝特意设置了中华帝国和中国人，还白给了他们全套的优越文明，是给虔诚信徒们设置了一种目标，是对信徒施行考验：他们必须去征服中国，把中国变成基督教的国度，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只有完成了那项任务，基督徒才算履行了上帝赋予的一项使命。

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儿童

伯恩斯坦的那段话可以被归结为：

虽说地球是圆的，但中心王国、被（神意）照耀的领土、文明与伦理道德的全球化本部、世界的中央，那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和真相。上帝不仅创造了它们，还让中国人知道它们。

然而，上帝又创造了怎样的中国人呢？他们“曾经知道”，他们拥有天朝帝国（在地上的天堂国度），他们还把其统治者称为“上帝的儿子”。最为罪恶的是，明明全部中国文明都是上帝白给的，中国人却傲慢地认为，那都是他们努力的成果。进一步傲慢地认为，他们是特选民族，但不是上帝恩赐的，而是基于他们的文明成就造就的——

中国人犯了至少两项大罪：傲慢与渎神，竟敢相信他们的统治者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竟敢相信自身并非上帝的造物。

同时，上帝还把虔诚信徒安排成野蛮人，面对那渎神的中国人，永远处于劣势中。于是，西方人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就算指挥着航母舰队开展中途岛大战，美国小伙子们开着战机在太平洋与欧洲上空英勇作战，但既然中国人存在——哪怕是个大烟鬼——，西方人就摆脱不了野蛮人的身份。

上帝如此虐待信徒，正是对其虔诚的一项考验——“你让躺下的躺下，走过的走过。”（西川诗句）那么怎样完成考验呢？杀进中国，征服它，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同时也让自己变成文明化的、身为虔诚基督徒的中国人，由之创造主在人间的一次凯旋。

千言万语凝成一条真相与真理：中国并不是中国人的应许之地，而是一神教信徒的应许之地。中国那里的一切，从中国皇帝的尊位，到巨大的财富，都始终在等着一神教徒去攫取。前去攫取，是为了上帝的光荣。

上述叙事才是俗版西史的底层逻辑。一旦看破了这一点，我们再审视西方涉及中国的一切阐述，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同时，也帮助我们对日本学者及其学说加以定位。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权威当然值得我们重视，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对日本汉学过度重视了。“西洋近代史学”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底层逻辑，而日本近代汉学又是追随西方史学——一如既往的，日本人是原创文明的跟屁虫。

本文作者绝不是彻底否定日本史学成就，也不是彻底否定西方史学成就，更不是否定西方文明。只是想指出西方思想的复杂性，指出漫长的文明传统对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影响。同时想指出，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纯学术”，也不可能是“纯学术”，相反，是意识形态近身肉搏的惨烈战场。

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该套神学史观溢出了史学界，在国际政治等领域起着微妙与复杂的作用。所以，一旦我们认识到其存在，再去审视美国自门户开放以来的对华政策，再去阅读乔治·凯南《美国大外交》“美国与东方”之类的著作，就会有不一样的心得。

我们会发现，美国十九到二十世纪对华政策的基石，是基督教信仰，即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坚信上帝的意旨是让美国人完成那自创世以来始终不曾完成的使命，“祂指定的时刻到了”。

这番意思当然不好由人文学者用专著讲出来的，于是，在各领域人文学者的著作里，那番意思零零星星地吐露出来。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伯斯塔姆的《出类拔萃之辈》是一部出众的作品，作者态度冷静理性，时而冒出智慧的轻嘲。然而，到涉及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的时候，他变得沉郁苍凉，夹杂着凄凉伤感。他赞颂：

“他们（戴维斯的孩子们）寻思，他是基督教殉道者在俗的直系后裔”，“戴维斯是不在教的清教徒” ，“就算他用无神论替代了表面上的基督教信仰，他仍然秉持了自孩童时代培养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即以斯多噶精神接受生活所给与你的一切。”

随后又道：

“【戴维斯的父亲老约翰·佩顿·戴维斯】作为浸礼会的传教士去往中国，在那里为上帝工作，那是一个最为异端的【exotic】和最神奇的【marvelous】的地方（实际上，六十年后，他的儿子【即戴维斯本人】会写道：‘坚持去教堂的美国人——也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都相信，在上帝所有的葡萄园里，中国也许是最被爱的那一所【the  most  beloved 】。’）”

实际上，哈伯斯塔姆宛转倾诉的是：二战时戴维斯那一批驻华美国外交官是在继续他们的传教士父辈的功业，誓将中国回归上帝的怀抱。然而各种阴差阳错，美国人犯下了各种错误，以致他们竟然错过了上帝指定的那个时刻，导致一批上帝的在俗弟子无功而返，成了活的烈士。

这种态度非常典型，在越南战争打到一半的时候，美国各界智士们便开始遗憾和伤感，开始自责和自我怀疑：我们到底是犯了什么错，错过了上帝指定的时刻，没有完成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

优秀的通俗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之《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的终句便为：

“美国维持现政权（国民党政权）的努力无法给一个腐朽的政权注入力量……也无法长久延迟天命周而复始的轮回。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费正清为该书写的序中提到了那一结论，但提示：

“本书的结论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但在将近十五年后，另一轮的接触、旅游、交流、投资和外交活动又在开展了。现在是美国公众好好回顾从前的时候了，用中国人的话即所谓‘前车之鉴’。”

为什么必须重视那一底层逻辑

中国有着深厚的史学传统，造成了中国人对历史特别较真的精神。新中国建立以来，又引入西方现代知识系统中理性与先进的部分，建立了新中国独有的社会科学。于是，我们的历史学者有着深厚的学养，掌握了两套严谨而理性的治学方式，互相激发，把史学研究提升到空前的水平。这也造成了一种情况，我国史学界面对国际知识界，会很自然地只接受其严谨与理性的部分，遇到特别荒谬的学说，就自动加以忽略，或者根本收不到信号。

另一方面，西方的近代史是人类历史上无可回避的一章，其形成过程中，长期“小国寡民”的西欧人不断“征服”世界，必然被迫改变认识，由此产生了建构新型知识的过程。那一过程是壮丽的，也是驳杂的。五四以来，我们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单纯和乐观的思想，以为西方思想领域仅仅是理性不断驱逐愚昧的过程。我们还以为，启蒙运动把西方知识分子一举变为无神论者，所以西方的社会科学各领域都是无神论的世界，是纯理性的世界。我们更有一种错觉，认定西方的知识界搞的是“纯学术”，不会有意识形态在里面捣乱。这种种错误都妨碍我们理解西方近代人文系统的复杂性，尤其是让我们忽视西方学者掩盖在现代学术方法下的神学信仰。

然而，基于神学的俗版西史最大的功用不在纯学术的史学研究，而在于在现实中发威。随便举例，亚伯拉罕三教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因此，伊斯兰世界对俗版西史心领神会，反而读不懂中国学者的历史著作。

新中国建立之初，伟人们曾经深知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大力开展相关建设。今天，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其重要性，各个领域都该发力，夺回意识形态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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