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伍麦叶的熏笼精】

近期观察者网发布了姜维公先生的《“东洋史观”“内亚史观”“新清史观”……为什么要坚决抵制国外错误史观？》，拜读之后非常受益，解除了个人的很多困惑，随之发生了一些感想。

据我的观察，现代西方打造了一套庞大且完整的世界史观——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建构融为一体，其中欧亚大陆史观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套史观是一套通俗版本的历史，内容简单粗暴（以下简称“俗版西史”），似乎从没有历史系的严肃学者赤裸裸加以阐述的专著，也没有专业历史学者用学术专著阐述其中的零件——例如下面将要介绍的“中国人与野蛮人、野人”三元划分、“中国人与野蛮人”二元对立。

然而，玄妙的是，在西方，俗版西史却是“最为真实的历史”，是一切历史之“母”，成了知识分子们的“基础知识”，成了他们思考世界的“前提”。那套史观是如此之“自然”，如此之“真实不虚”，如此之为“世界本相”，以至于历史学家们会在分析与写作中“自然地”以之为原则。实际情况是，没有西方学者肯用专著明白地把那套史观讲述一遍，但却在笔下随时这儿那儿地流露出来，以致我们不得不像侦探一样，在各路作者的行文里追寻蛛丝马迹，把那套史观拼凑出来。

也就是说，在西方的历史学里，藏着一套具体历史之下的“原则性历史”，或者说“历史原则”，也许可以称为“元叙事”。在相当多的学者的作品里，表面讲述一国一地一时段的历史，严谨地遵循学术规范，但下面却藏着那套“原则性历史”。

那套史观有异乎寻常的溢出效应，越是在严肃的史学界之外，越有权威性，成了各路精英的“知识基础”，类似“二加二等于四”，是思想的前提。在十九世纪直到今天的国际政治中，该套史观是帝国主义者的趁手工具之一，在西方以外的世界，譬如中东，也成为“真实的历史”，成了知识分子们的“基础知识”。

中国人与野蛮人二元对立

姜维公先生文章指出，西方史学界“将‘游牧－农耕’‘内亚（内陆亚洲）—汉地’异化为‘永恒的对立’”，为我们忽视的是，在俗版西史里，上述对立与另一项对立联通——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对立。

在现代西方，barbarian是一项重要概念，我们轻快地对译为“蛮夷”，是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还误以为，关于barbarians，只设定了一种对立，即文明与野蛮/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对立。殊不知，在西方现代文化里，同时至少存在着另外一对对立，那就是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对立。

长城在西方视角中被视为“野蛮人”和中国的屏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俗版西史把人类设定为三种人：

一种是savage，即所谓不开化的人群。最近，以色列人就把巴勒斯坦人定义为savage，由此为他们的行为建立合法性。

此外则是barbarian，这一类人群以游牧民族为主，相对于中国人，他们野蛮落后，但他们勇敢，富于冒险精神，是上帝设定的征服者，就因为他们永远敢征服，人类才能有历史，文明才能进步。因此，野蛮人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唯一的创造者。

再一类是中国人。相对于另两类人，中国人永恒地拥有优势，他们先是拥有了一个不朽的帝国，帝国里雨后春笋一样地长出了文明。于是乎，早在其他许多文明还在孕育当中的时候，中国人就“duang”地一下拥有了各种先进东西，丝绸，冰淇淋，造纸术，足球，丝绸之路，等等。在中国内部，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类似贱民或者首陀罗，是些人形工蚁，勤劳，灵巧，麻木，贫穷，驯顺；一类类似婆罗门，不过他们比印度的婆罗门可厉害多了，在他们眼里，中国皇帝位于全宇宙的中心、人类金字塔的顶点，其他国度的统治者甚至不配来朝觐。

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深知自家的独特优势，因此对其他民族充满种族主义的蔑视，是重度种族主义者，欧洲白人的种族主义相比之下都不值一提。出于蔑视，也出于自私，中国的统治者拒绝与其他群体分享其文明，于是闭关锁国。

英国画师笔下的清朝宫廷（图片来源：网络）

可是啊，野蛮人出于健康的、朴实的冲动——那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啊——就是要冲入中国，变成中国人，拥有中国的财富与文明，让自己也文明化。既然他们是世界征服者，那么他们当然就特别善于战争，懂得如何作战，在勇气上，以及战争技巧上，对中国人都有绝对优势。

很显然，上述俗版西史里涉及到中国的部分——我称之为“中央王国论”——是欧洲白人种族主义观念的衍生品，是针对中国人极其严重的种族歧视。奇异的是，在西方内部，针对“野人”的歧视不断遭到批判，人们不断反省，由此树立了近年的“政治正确”。但那套为中国人单独打造的种族主义歧视却没有得到反省，相反，成了无数优秀智者思考世界的前提。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在“中国人-野蛮人-野人”的三元设置下，西方人把自己打造成了“薛定谔的西方人”，面对野人的时候，他们是文明人；面对中国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野蛮人。

在西方文明内部，流派众多，观点缤纷，关于中国人是不是野蛮人或者野人，也是有争论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奇观，越是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人士就越掉进“西方人面对中国人是野蛮人”的思维陷阱。

霍布斯鲍姆是严肃的左派历史学家，然而，在《帝国的年代》里，他雄辩地反问：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个唯有军事力量与军事技术作数的年代，那些传统的非西方社会的价值观越来越无法维持其存续。以帝国（帝制）的北京之精巧（实际意思是中国人的懦弱与狡诈），可阻止得了西方野蛮人非止一次的焚烧和掠夺圆明园？”

一句话就提出了历史大命题，开辟了意识形态的战场：

1840年以来，欧美列强对清朝，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催生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并掠夺落后文明、落后民族，还是“又”一群野蛮人进攻不朽的、作为文明本体的中华帝国？

西方的开明人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后者。

那句话还把我们拉进了非常可笑的辩论：

就因为有仓皇出逃的西太后存在，所以日不落帝国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皇就是野蛮人，是这样的吗？

西方人回答：是这样的。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学系教授伊恩·莫里斯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奇书《西方将主宰多久》，全书第一节为“艾伯特亲王在北京”，其中的荒唐假设牵扯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致忽视其中的一项情节：维多利亚女王接受了清朝赏赐的“属于野蛮人的帽子和长袍”，而艾伯特亲王长期幽居北京，从外表到灵魂都变成了“中国人”。——竟有西方人替辫子翻案，假如家祭时把这么个事儿报告给晚清的先烈们，真不知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图片来源：网络）

更有甚者，基辛格博士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里讲述震惊世界的“破冰之行”时，时不时的自嘲又自艾自怜地讲道，在中方眼里，他们美方不过是“又一群野蛮人”。真正难以置信的是，这种论调在几十年后的著作里仍然得到响应。

瑞·达利欧先生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对当代世界有着敏锐的观察与思考，其见解博得了人们的重视。然而，这样一位充满洞见的人士，2021年，在其《原则：对应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里发表了如此的看法：

“孤立（应该就是指闭关锁国，也就是不对外征服），以及儒家文化将学者身份超越在商业、技术和军事力量之上，其如此的影响，导致它（中国）在商业、技术和军事上的竞争力弱，从而导致它遭到更强有力的‘野蛮人们’的打击，或者落后于后者——诸如，蒙古人，鸦片战争中的外国强国，以及在毛的孤立时期的世界其余部分。”

这应该能算一条有力的证据，证明在一部分西方优秀人士的观念里，中国人与野蛮人的永恒二元对立是打不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