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注意的是，该作者成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帝反殖运动中，四十多年后终于到达北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长久伫立，心头涌过“丝绸之路、鸦片战争、长征、不结盟运动及其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与纳赛尔、尼赫鲁和铁托一道）”。这样一位作者，却充满敬畏地相信，中国有着“承袭了四千年的帝国制度的建制”——原文确实用了imbiraturi即“帝国的”一词。

《在龙的环轨里周游》一文截图

该文中“以及承袭了四千年的帝国制度的建制”一句。

无独有偶，2021年6月，阿联酋英语报纸《海湾时报》上，一位英国作者的文章《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我们还是整些新的二元概念吧》一起手就是：

公元前一千年间，对任何生活在古老中国的周帝国（Zhou empire）的人来说，世界都是简单的：他们是在“中国”，即“中央王国”，而外面的一切都是野蛮的（barbaric）。

周，周帝国……

《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我们还是整些新的二元概念吧》一文截图

上述两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以为中华帝国存在了三四千年之久，是西方知识分子和中东知识分子一致抱有的错觉。实际上，该“史观”的发明权在西方人手中，中东人只是接受者。

此般立论的依据，是把“天子”一称与emperor对等。亚伯拉罕三教笃信绝对神意，因此对天子、天命两个概念特别敏感，也很崇拜。在《论中国》中，基辛格告诉英语读者：“（中国）皇帝（注意，原文在词汇开头用了大写的E，为Emperor）的第二重的、形而上的角色，是天子（Son of Heaven），天堂（Heaven）、大地（Earth）与人伦（humanity）的象征中介。”由此形成了简单的等式，既然周天子是emperor/皇帝，那么周朝就是empire/帝国。

至于说“承袭了四千年的帝国制度的建制”，那是上推到夏朝了，想来，理由也在于，据后世文献，夏朝已然有“天子”的词称与概念，也有了“帝”的尊号。先把天子与帝等同emperor，然后就断定那时的中国就是empire，那时的政治制度就是帝国制度。按说知识分子根本不该犯的、最幼稚的逻辑错误，居然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并且没有人质疑。

然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基辛格竟然将“黄帝”理解成emperor，进而将黄帝所建立的“国度（realm）”解释成empire。他在《论中国》第一章第一节“中国的独特性”一开篇，就把黄帝翻译成起首字母大写的“Yellow Emperor”，通告天下：

当黄皇帝出现在神话中的时候，中国文明陷入了混乱中。竞争的王子（prince）们互相争斗并侵扰人民……这位新的英雄征集了一支部队，让国度恢复平静，因此而被尊奉为皇帝（emperor）。

在历史中，这位黄皇帝被视为立国的英雄，可是，在那立国的神话中，他不是创建了，而是重新建立了，一个帝国（empire）。

硬说黄帝时代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帝国，这样的说法无论如何不能成立。帝国——empire的概念与理论虽然一直充满歧义，使用也一片混乱，但它好歹有个起点，因此有个参照物，那就是罗马帝国啊！宣扬黄帝战蚩尤时的中国竟然形成了类似屋大维时代的社会形态，根本就违反常识嘛。

基辛格不是普通人。他是影响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大政治家，更是在欧洲政治学领域建树突出的哈佛大学教授。他怎么能犯望文生义的错误，看到黄帝的“帝”，就理解成emperor，再进一步把黄帝时的中原理解成“帝国”，着实让人匪夷所思。据相关注释，这位哈佛教授是由1894年英国学者赫伯特· J. 艾伦关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介绍文章，而得出的结论。这显示十九世纪欧洲汉学就建立了那般荒谬的“史观”，基辛格临阵磨枪，沿用了下来。

中东媒体上，阿拉伯学者相信中国有“四千年帝国制度”，英国学者则认定“周帝国”，都表明，一百多年过去，误会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流传广泛，在世上无数文化人心目中坚不可摧。

如此荒谬的误会产生了意外的结果，“中国皇帝”和“中华帝国”变得特别神奇，让人由不得的景仰之情如江河之水滔滔汹涌。

就算放过什么“黄皇帝”，从天子一词出现算起，那么夏商周在时间上相当于古埃及文明的中后期。如此掐指一算，则天子的尊号出现非常之早，仅仅晚于法老的尊号，而且一度与法老同时遥相并存。可是，法老连同其王国早就消失在时光里了，中国的皇帝与帝国却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听起来是不是很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