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需求导致科学革命的爆发

对以上一系列问题的解答，需要我们将科学革命发生的社会条件还原到当时科学家们所处的历史场景。在我看来，17世纪的经典力学革命和18世纪的经典化学革命，其实都是热兵器战争下军备竞赛的产物。这恰如20世纪美苏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导致了一系列基础科学与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样，比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计算机、互联网、芯片、航天与太空科学等。

而这种美苏间激烈军备竞赛模式的雏形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诞生和萌芽：火药、火器传入四分五裂和丛林法则下的欧洲以后，点燃了欧洲版“春秋战国”时代，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变革。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的最大的特点其实并不是艺术，而是战争。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们最突出的才能，其实是军事武器的制造和研发，这种才能也是它们获得就业机会的最佳保障。

事实上，伽利略本人并不仅仅是近代物理学之父，他还长期担任威尼斯兵工厂炮击专家和科技顾问。伽利略系统地借鉴了他那个时代的阿拉伯和古希腊数学知识，去解决战争中遇到的物理学问题，并发现和论证了新的物理学定律——即炮弹飞行的惯性定律和炮弹自由落体的匀加速定律，从而打开了通向现代精密物理科学和变量数学分析的大门。

拉瓦锡是法国火药局局长并主管国家化学实验室，他为了发现新的更加有效的火药配方和硝石提炼方法，以便通过大规模量产硝石和提高火药威力来赢得法国在欧洲的争霸赛，专注于化学尤其是燃烧现象的研究，从而提出了物质燃烧背后的氧化反应原理，开启了化学革命。    

因此，无论是伽利略还是拉瓦锡，都是要解决时代向他们提出的划时代问题和挑战，才投入科学研究并导致科学发现的。而这些问题和挑战，对他们所在国家的生死存亡，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功利主义”价值。

那么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爆发在火药的发源地——中国？历史上各国各族都打仗，为什么偏偏是欧洲人发明了“数、理、化”？况且退一万步说，即便中国缺乏所有自发产生近代科学的元素，并不等于它没有学习能力吸收伽利略经典力学和拉瓦锡经典化学。那么为什么明朝和清朝的中国人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书籍不感兴趣？

问题的实质恰好在于，不是谁先发明了欧氏几何，而是谁先产生了把数学应用于军事和枪炮工业、应用于描述炮弹轨迹的社会需求和国家意志；不是谁先发明了火药，而是谁先产生了把火药应用于满足远洋海军从事海外殖民竞赛的社会需求和国家意志。因此，近代科学革命在欧洲的爆发，和热兵器战争分不开，与热兵器战争导致的国家竞争体系分不开，与这个国家竞争体系下国家力量对科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分不开。

这是达芬奇和伽利略投身于军事工程和科学实验的原因，是葡萄牙殖民者专注于天文学与航海学的原因，是英国皇家学会重视基础科学的原因，是路易十四筹建法国科学院的原因，是日本明治维新采纳西学并注重人体解剖和细菌生物学研究的原因，是19世纪德国完成统一以后能够大力发展有机化学和火箭科学的原因，是苏联在斯大林国家意志下能够诞生一大批卓越数学家、物理学家的原因，也是美国引领二十世纪的高能物理、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计算机、航天、芯片、互联网等科学前沿的根本原因。

出产《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的中国，没有产生对“变速运动中的炮弹轨迹”进行精确数学描述的社会需求与参与跨国军备竞赛的国家意志，没有产生对火药及其相关化学成分实行规模化大生产和集中研发的社会需求与通过热兵器战争赢得国家争雄的国家意志。

以至于中国古代知识精英宁肯翻山越岭去“西天”取经翻译梵文，而不愿意去古丝绸之路上更加临近的阿拉伯地区学习数学。而欧洲对阿拉伯数学与科学知识的的社会需求来自于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后一直存在的高频率热兵器战争（参见图1）。正是这种社会需求的缺乏，使得中国民间和朝廷对科学不感兴趣。

图1

图中的每一个白点代表文艺复兴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的热兵器战争。图1显示自从文艺复兴后欧洲就是一片火海，90%以上的战发生造欧洲，然后通过大航海殖民主义运动引向美洲、非洲、亚洲。这种高频率国家争雄的热兵器战争和战争压力下导致的国家力量对科学人才的选拔机制的建立，导致了科学革命的爆发。

而近代中国经过鸦片战争的屈辱和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无情打击，才终于激发出了这种意识和需求，因此才提出用精密科学—“赛先生”—拯救中国的口号。因此中国的国家力量才开始筹建兵工厂、西南联大、军事学院、科学院，并公派大批留学生赴日、赴欧、赴美学习数学和科学，与17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派学生去意大利拜访伽利略一样。伽利略和拉瓦锡就相当于西方那个时代的钱学森和袁隆平：他们充分利用热兵器战争撕开的大自然物理与化学现象，为解决划时代的民族生存与国家争雄问题而在科学上居功至伟。

综合上述分析，我得出自己对李约瑟谜题的回答：科学革命既不是古希腊公理体系的逻辑演绎结果，也不是苹果砸在牛顿头上产生的灵机一动，更不是康德仰望星空时纯粹理性批判的产物。近代科学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为军备竞赛、国家争雄、全球资源掠夺和提高军事武器效率等社会需求服务的。

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因为中国自从大一统以后，严重缺乏参与国际商业竞争和军备竞赛的国家意志，和由此导致的科学家选拔机制与“困而知之”压力的缺乏。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说过，崇尚艺术、道德和“琴棋书画”而对战争与武力不感兴趣，是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这个特征必然导致中华文明无法应对遵循丛林法则和崇尚武力征服的西方文明以及变本加厉模仿这种西方文明的日本文明。

三、形成“科学—技术—商业”循环加速器

基于这样的历史分析，就能使我们更好地回答中国如何开创自己的科学革命时代：中国只有勇敢地打开国门、投身于大国竞争和对星辰大海的追求，回答新时代从实践中向中国科学家提出的重大问题，坚韧不拔地形成自己的“科学-技术-商业”循环加速器，才能以举国倾城的顶级压力倒逼中国知识创新体系和高校人才选拔-培养制度的建设，才能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产业升级、文明复兴带来巨大的社会推动力量。

我认为，这才是考察“科学革命密码”的时代意义：揭穿一切关于科学革命的“言必称希腊”和“言必称基督教”这样的神话，要认识到近代欧洲文明的基因密码：不在国家竞争中崛起，就在国家竞争中灭亡。今天的美国恰好是在忠实地践行这一西方文明的传统逻辑，将科学作为大国竞争的尖端武器───恰因为科学的巨大“功利主义”价值，尤其是军事与商业价值。

（本文根据文一教授直播内容整理而成，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