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举债和国内消费拉动的三十年辉煌

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效果可以根据四个主要工业部门对增加值的贡献来评估：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包括汽车），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机械产品）。根据工业普查的数据，在1949年至1960年间非耐用品（轻工业）行业的增加值份额大幅下降，从近60％降至不足43％；耐用品（重工业）大幅增加，从近6％到超过18％；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类别分别经历了3.2％至3.6％和2.2％至3.2％的适度增长。

纺织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巴西仅有的主要工业部门，而且很不发达。然而由于缺乏国家重点扶持和培育，从1949年到1960年，巴西纺织业在整个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急剧下降，从24％降至15.6％，1963年进一步下降到11.6%；纺织业为国家所创造的就业份额从整个工业就业的33%降至26.4%；与此同时，重工业耐用品的份额却迅速增加。在耐用品中，变化最大的部分是交通运输部门（汽车和卡车），从工业增加值的2.3％增加到10.5％。

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巴西虽然在ISI发展战略下已经拥有了相当多元化的工业产业结构，按道理应该成为一个多门类工业产品的出口大国；但进口替代不仅没有减轻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是大幅增加了巴西国际收支不平衡（即进口总是大于出口，贸易逆差反而急剧增加了）。这是因为重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耐用产品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所以出口量不大，而且为了生产重工业消费品，需要进口大量重工业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

也就是说，巴西事实上根本无法做到重工业整个产业链的进口替代，而只是做到了重工业产业链的下游产品（比如汽车这样的最终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而其中间品、关键零部件和机器、车床与精加工设备却严重依赖进口。在1950年代，汽车行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产业，巴西狭小的国内和国际市场根本没有能力支撑汽车零部件和中间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出口。

由于巴西采纳的不切实际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不是以循序渐进的出口导向政策为基础，而是完全面向本国国内市场的消费导向政策为基础，结果造成巴西从1950年到1980年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不是出口和投资拉动，而是依靠举债和国内消费拉动。

比如在1950-1970年的二十年期间，巴西的国内总投资占GDP份额从来没有超过20%，这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的高增长期间动辄40%的投资率形成鲜明对照。即便是在巴西投资率最高的1970-80年代，它在GDP中的占比也不过23%左右。由于消费超过投资，巴西的私人和政府外债节节攀升，成为随时动摇巴西经济的一颗定时炸弹。因此，几乎与所有拉美国家一样，这样一个头脚倒置的、由重工业耐用品消费拉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是不可持续的。[11]

尽管这样，巴西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叶的进口替代战略，还是为巴西打下了一个远比非洲和南亚国家强大的工业底子，使得巴西发展成为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而且为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更加快速（却仍然是昙花一现）的经济增长打下伏笔。比如人均GDP增长率在1951-1966年的15年期间平均为6.36%，而在1966-1979年的15年期间平均升到惊人的8.9%。

但是这个高速增长不是由国内自生的高储蓄和高投资来支撑的，而是在不断增长的国际债务和通胀压力下以耐用品消费拉动的，因此早晚会爆发巨大债务危机和通胀危机而变得不可持续，无论什么样的政府上台都很难解决问题。巴西20世纪爆发的多次政治危机（包括军政府上台）不过是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和通胀危机的政治表现和执政部门内部意见严重冲突的结果。

譬如1964年巴西军政府在美国支持下上台后，虽然采取政策降低了国际资本流动成本和进出口限制，为1968年至1973年间巴西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并获得过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一度高达13.1％的奇迹；但是由于其耐用品消费驱动的进口替代增长模式没有获得根本改变，结果导致机械设备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急剧增加。中间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份额从1960-1962年期间的31％增加到1972年的42.7％，机械设备的比例从29％增加到42.2％。进口总值从13亿美元增加到44亿美元。

对1960-1975十五年期间工业总增加值的各部门比较显示，非耐用品工业，特别是纺织品、食品和饮料的份额进一步减少；机械设备的份额增加，从3.2%增加到10.3%。然而，大多数其余行业的相对份额在此期间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接受华盛顿共识

由于缺乏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庞大轻纺工业来大规模吸收廉价就业人口和为巴西经济输血（创造利润和国内储蓄），巴西经常账户赤字从1973年的17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28亿美元，七年中翻了近八倍。外债从1963年的64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近540亿美元，翻了将近九倍。[12]

到20世纪70年代末，巴西外债达到了难以承受的水平。此外，国际利率的显着上升迅速提高了偿债负担，迫使巴西仅仅为了支付利息而借入更多债务。这又反过来促使政府靠大量印发货币来饮鸠止渴，缓减偿还不断飙升的债务利息和不断继续借入债务的压力。

因此，1974年至1980年期间巴西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加速的通货膨胀。从1973年的每年22％，到1980年的110％。

里约热内卢贫富分化——右边是可停私人飞机的高楼大厦，左边是毒品、色情和暴力垄断下的贫民窟

这迫使巴西上世纪80-90年代“饥不择食”接受了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改革方案。巴西的国际债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9年底强行要求巴西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为止。虽然紧缩计划使巴西政府有点余钱能够支付国际债务利息，但却以严重的经济萎缩和进一步通货膨胀加剧为代价――因为财政紧缩政策下的乘数效应，导致内需严重不足，何况偿还国际债务的压力迫使巴西政府发行更多的钞票。比如1985年巴西通胀率达到235％，1988年更是达到惊人的4位数――1038%，1993年又上升到2708%！与此同时，巴西国内名义利率从1980年的46.35%上升到1985年的272.81%，继而在1993年进一步飙升到3488.45%。也就是说，年初借一块钱，年底要还将近3500块！[13]

在这期间巴西没有战争，也没有专制统治，有的是西方的产权保护传统和议会制度，而且在接受华盛顿共识改革方案以后巴西还对金融业和国有企业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14]。可惜这一系列“市场原教旨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能够挽救巴西经济，反而使得巴西经济雪上加霜，从此陷入一个似乎永恒的“中等收入陷阱”。

巴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最终以国际债务高涨和加速的通货膨胀以及萎缩不前的经济而结束；而50-70年代期间在ISI工业化战略下的高增长经济奇迹在80年代以后的30多年中从未再次出现过。无论什么样的政府上台，无论其经济改革政策由多么著名和出色的西方训练回国的经济学家主导，都难以挽救巴西经济——因为最根本的经济发展引擎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市场化改革摧毁了。[15]

卢拉面临的经济困局

这，或许就是卢拉再次上台后不得不面临的经济困局。他“让每个巴西人都能享用上咖啡、午餐和晚餐”的扶贫目标或许能够实现——也衷心祝愿他能够实现，但是阻止巴西“去工业化”、“去制造业化”的趋势，并重启巴西“再工业化”的引擎，恐怕很难。

相比之下中国是幸运的，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牢牢把握住了经济发展的三个核心要素：1. 以经济为中心的强有力政治保障；2. 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政策；3. 坚定不移地通过发展制造业来提升整个社会的收入和科技水平。因为制造业才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和真正的“大学”，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一个国家的真才实学来自“干中学”，而非远离实践经验的“书斋课堂”。何况高校的科研成果只有能够转化为制造业和产业技术才能变成生产力，否则只不过是发表在西方杂志上提供给全人类的“公共品”。

因此，恩格斯不仅认为技术对科学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科学对技术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刻意强调：“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遗憾的是，巴西当年为了克服全面进口替代战略下导致的财政困境，在新自由主义蛊惑下进入“去工业化”的通道以后，就越来越远离制造业这个技术创新的源泉和科技发明的大平台了。

这其实不仅是巴西和其它拉美国家的悲剧，也是所有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以后的悲剧——乌克兰和俄罗斯从工业化强国沦落为农产品出口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当年的大英帝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都是因为通过各种务实的、循序渐进的产业政策（包括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牢牢抓住了制造业，才在丛林法则支配的国家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注释：

[1] 本文引用的数据和历史事件（除特别注明出处之外）主要基于Rex A. Hudson, ed. Brazil: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GPO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7（参见http://countrystudies.us/brazil/）。同时还参考了卢纳和克莱因的《巴西经济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飞 译）以及王飞的《巴西的通胀目标制：理论与实践》。

[2] 参见Margaret S. McMillan and Dani Rodrik: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以及王飞：“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中国与巴西的经济循环”，和“从货币政策看巴西工业化升级的失败”。

[3] 巴西的农业结构、土地占有状况、地区发展都极其不平衡。全国的良田大部分掌握在大庄园主手里，其规模大得惊人，最大的可以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顷。巴西出口驱动的农业现代化所导致的大型综合性现代农业企业的扩张进一步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IBGE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巴西土地拥有的基尼指数为0.872）。在经济发达的南部、东南部地区，农业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有大量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占农业人口85%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以生产木薯、黑豆等为主，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收入都很低，他们集中在巴西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东北部虽有不少河流湖泊，但是没有灌溉系统，由于气候干旱，那里的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是全国最落后的地区。此外，巴西还有无地的农民1200万，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多半仍处于赤贫状态。因此巴西的收入不平等既表现在个人也表现在区域层面。高度集中的收入分配在1980以后的改革开放期间急剧恶化。整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从1960年的0.50增加到1990年的0.63。1990年的系数意味着巴西最富有的5％的人口获得了36.6％的国民收入，而最贫穷的40％只占到7.2％的国民收入。巴西有27个联邦单位，包括26个州和一个直辖州（又叫联邦区，是巴西首都）。作为巴西最富有的州，直辖联邦区的人均GDP在目前是64653雷亚尔（相当于1万6千美元），比排名第二的圣保罗州（Sao Paulo，人均GDP为33624雷亚尔，相当于8千多美元）高出将近一倍。而巴西最穷的州是位于东北部的皮奥伊（Piaui）和马拉尼昂（Maranhao）两个州，其人均GDP目前分别为8137雷亚尔和8760雷亚尔（相当于2千美元），主要产业都是服务业，其次才是工业和农业。

[4] 参见王飞，《巴西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5] 巴西农业政策在1995年（即建国170多年之后）之后才做出了重大调整，但是百年顽疾所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很难一时改观，而且已经时过境迁。巴西的农业改革由结构政策、国内支持政策和贸易政策等三方面构成。结构政策主要包括土地改革计划和家庭农业支持计划。土地改革计划的目的是吸引农民到内陆的中西部开发后备耕地资源，通过大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竞争力的提高；而家庭农业支持计划则专门针对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小农，通过该计划使小农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以防止破产的小农向大城市过快流动而带来社会不稳定，最终保证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土地改革的主要工具是土地征用（land confiscation），征用之后分给农民，使得45401个家庭得以在农村定居下来。另一项措施是于1999年成立“土地银行”，由联邦政府向农民提供信贷用于购买农村地产。与之配套的是家庭农业支持计划（PRONAF），有三条主线：一条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农村道路、电信、电力、勘探、仓库的建设等。第二条是农业信贷；给小规模农户提供比商业贷款利率（17%）更低的低利率（2%或6%），分期付款的话还可以免除30%的本金；如果到期不能按时归还，可以向农业部门进行解释，可以考虑延长还贷时间。在里约州，“小规模农户”的标准有五条：1）农场农业用地少于20公顷；2）收入来源只能是农业；3）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雷亚尔（约1.2万美元）；4）必须是家庭经营，最多只能雇佣长期工1人，特殊情况下可以再临时雇佣一人；5）必须住在农村或附近村庄。第三条是免费对农民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免费提供各种病虫害防治技术资料，但种子、肥料等仍然是商业行为。家庭农业支持计划于1997年开始实施，1999年开始推广。以里约州为例，该州没有大规模农场，主要是中小农场。54%的农场在10公顷以下、37%的农场在10-100公顷、9%的农场在100-1000公顷，基本没有超过1000公顷的农场（而巴西北部很普通的农场就可达到2.5万公顷）。贸易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铺贴刺激农产品大规模出口。

[6] 参见Werner Baer, 2008, p.28, Table 3.1。

[7] 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第三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8] 1930年巴西总人口为日本总人口的50%（三千三百多万），日本纺织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2.7%；巴西纺织业人数只占总人口的0.3%。

[9] 反观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中央政府为所有欧洲新移民提供从印第安人手里夺来的廉价土地，并确保人均土地拥有不得超过一定数量，迫使白人移民们自己创业、自食其力，为后来的乡镇企业繁荣创造了政治经济条件。

[10] 参见Werner Baer and Issac Kerstenetzky (1964, Table 4).

[11] 巴西ISI发展战略下成功的案列是巴西的航空制造业。巴西航空制造业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但是由于当时私人部门的技术水平薄弱，且缺乏资金支持，因此当时巴西的航空制造业发展停滞不前。直到1969年在巴西政府的主导下，成立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巴西的航空工业才开始步入正轨。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最初由政府注资，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政府对巴航不但进行资金扶持、税收优惠、同时还将大量的军工订单提供给巴航，使巴航在政府的扶持下得到初步的发展。此后，巴航在军用机市场和民用机市场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民航市场随着全球经济的衰落日益萎缩，巴西经济也由于债务危机遭受重创，减少了对航空制造业的科研经费投入，军方对军机的采购订单也大幅减少，巴航的发展陷入困境。1990年代，巴西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对巴航进行私有化改革。巴航的股份大部分经由政府拍卖，其中本国财团占股60%，欧洲集团占股20%，巴西政府占股1.45%，其他股东占股18.55%。私有化改制以后，巴航更加注重市场需求导向，经过市场调研确定了发展支线喷气式客机的策略。之后又根据市场对支线客机大型化需求，确定了发展70-122座喷气式支线飞机。在ERJ-70首飞成功后，巴航开发了ERJ145系列和E-喷气式飞机系列，受到市场的欢迎。这两个系列的飞机使巴航在全球民用飞机市场120座级以下占据了45%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市场这一份额更是达到70%以上。巴航还充分利用全球市场分工，飞机零件生产全球化，确立了出口导向战略，利用市场分工同国外公司合作生产飞机。巴航主要专注机身生产和飞机总装，技术含量高零部件从国外购买，这就避免了因经营活动过分分散而产生的风险。此举也使巴航获益匪浅，不但有利于引进技术增强自身研发能力，更有利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以当时生产的先锋型飞机为例，有40%的零部件来自国外。巴航正是利用全球市场分工的机会，将发达国家的飞机零部件制造企业纳入自身的飞机制造工业体系当中，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从而开辟了全球专业化分工产业链上属于自己的全球市场。但是要想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那就不是一个产业所能决定的，因此巴西离发达工业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12] 设想如果巴西能够像当年欧洲列强和日本那样搞殖民掠夺和通过对外战争获得战争赔款，也许这些外债不是个大问题，比如日本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后获得了相当于日本国内总产值200%的战争赔款，德国在1900年获得清朝巨额赔款来重建了德国海军，等等。

[13] 参见Werner Baer（2008）p.410, Table A5.

[14] 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的高增长期间，很大一部分外国借款来自国有企业，后者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主要参与者。最初，他们借钱来为他们的投资提供资金。然而，在这十年结束时，由于国内的外汇严重短缺，政府迫使国有企业向国外举债，显着增加了国际债务。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利率的急剧上升，紧缩计划下的货币贬值以及公共企业部门因政府价格管制而导致国企的利润处境更加恶化。由于国有企业不被允许破产，其债务负担逐渐转移到政府，进一步增加了公共债务。因此国有企业是巴西1980年代开启“私有化、市场化、资本自由化”运动以后的主要改革目标之一。

[15] 众所周知，美国一流高校盛产拉美裔的宏观经济学家，而他们中有很多学术上很出色的人士回到自己国家后进入政府高层任职，主导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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