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治警事件”和“二林事件”被誉为是台湾社会运动史上的两个纪念碑。前者对应的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而文化协会成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支持议会设置运动。

1919年朝鲜高宗李熙逝世，同年3月1日朝鲜民众以高宗的葬礼为契机，宣读《己未独立宣言》，爆发朝鲜独立运动，有200万以上的民众参与了示威和武装起义。这场席卷半岛的运动很快被日本殖民者血腥镇压，血的代价也给台湾知识分子带来启示。早先围绕废除日台区别待遇的“六三法”的争议，台湾知识分子徘徊于独立和同化的双项选择中，独立会面临流血，同化则会丧失自我。

1920年，长期钻研殖民地政治的台湾知识分子林呈禄，在发表的《六三问题的归着点》一文中提出了第三种道路——强化殖民地参政权力，由殖民地选出议会，通过预算权和立法权抗衡总督的行政权，换句话来说就是在不脱离日本的情况下实现台湾的自治。在林献堂等名流的资金支持下，一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从1921年到1922年，台湾知识分子发起了两场请愿运动，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国会表达意愿，但日本两院均以“不采纳”的回应。虽然请愿运动失败，但却引起了日本总督府的高度重视，在劝说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人放弃运动未果的情况下，总督府采用胁迫、造谣分化等手段，向主要成员施加压力，造成一些成员的动摇，如因“八骏马事件”而被迫在第三次请愿运动中放弃领衔的林献堂。

1923年2月22日，第三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委员会林献堂、蒋渭水、蔡惠如、蔡培火、陈逢源等抵达东京火车站，受到东京台湾留学生热烈欢迎

为了回应总督府的压力，知识分子们意识到结社的必要性。在筹备第三次请愿运动时，蒋渭水和蔡培火开始筹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但总督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否决了报备。不得已的情况下，同盟会由台北转战东京，并在东京经批准后正式成立。此举令台湾总督府大为光火，并很快在全岛发动了逮捕知识分子的“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治警事件）。蒋渭水、蔡培火、蔡惠如、林呈禄、石焕长、林幼春和陈逢源等6人遭判刑3到4个月不等。

从1921年开始，在此后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共计展开15次，是日据时期规模最大，跨度时间最长的社会运动。运动采取温和的“请愿”和“游说”等方式，并以进入体制内为目标，实现台湾人地位的提升，具有近代政治运动模式的特征。这场运动不仅普及了宪政和法制的观念，也显示了台湾人民从殖民者手中争取自身权力的决心。然而1923年的“治警事件”造成了政治恐怖，在全岛引发恐慌，一度导致了第四回和第五回请愿运动的人数大幅度减少。议会设置运动的挫折，也使温和改良的抗日方式受到了左翼知识分子的质疑，为同一时期的类似二林事件这样的阶级斗争方式留出了实践空间。

二林事件

甘蔗是台湾重要的经济作物。日本在占有台湾之前，日本的砂糖消费依赖进口，其主要的进口对象就是台湾，时间可上溯至秀吉家康时代。1898年台湾进入儿玉源太郎任和后藤新平时代，日本殖民者开始着力经营台湾，糖业则是发展的重点。1901年新渡户稻造出任台湾殖产局局长，根据他的建议，殖民当局颁布《糖业奖励规则》，从资金补助、确保原料和市场保护三个原则支持资方发展糖业。

此后台湾糖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全盛时期，全台有19%的耕地种植甘蔗，15%的人口为蔗农，产糖业占工业生产的48%，砂糖输出占台湾总输出的43%，台湾的糖业生产模式也因此被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称为日本治下的“糖业帝国主义”。

日据时期制糖厂分布图

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其经济势必服从于母国的经济分工体系，经济结构单一，具有较大的依附性，台湾人民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剥削。具体到岛内为了充分榨取台湾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日本颁布了许多利于资方的条款，比如《糖业奖励规则》中的“采收区域制”，将台湾划分为各糖厂的专属区域，蔗农不能跨界贩卖甘蔗，只能接受属地糖厂的采收价格。而甘蔗过磅和采收价格都是由厂方来定，蔗农无权过问，因此缺斤短两的事情时有发生。传说当时有蔗农不相信台车的称重，三个保正（里长）跳上台车过磅，结果才增加八十公斤。日据时期，台湾蔗农中流传三句俚语：“第一戆，吃菸歕（吹）风；第二戆，吃槟榔吐红；第三戆，插甘蔗给会社磅。”其中的第三戆就是指此而言，也因此日后就有了一句形容商人偷斤短两的话“三个保正八十斤”。

“二林事件”的爆发和当地知识分子李应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应章也是文化协会的成员，他于1897年出生于台湾彰化二林县。在小的时候，就经常听祖母说起日本人的残暴，父亲也常常遭受日本警察的凌辱和刁难，年少的经历在他的心底植下了反抗日本的思想感情。求学期间，由于接触大量左翼书籍，思想上倾向马克思主义。毕业后，李应章加入了文化协会，并成为了二林地区的干事。他回乡开办诊所，在行医期间时常目睹蔗农被盘剥，同情他们的遭遇，于是开始组织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