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晓笛】

【今年是七七事变八十周年，在中国大陆开启全面抗战的时候，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已经斗争了四十多年，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了争取本岛人民权益，与日本殖民者抗争。值此七七事变8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来重温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抗争之路。】

知识精英崛起与文化协会的成立

谈及日据时代的台湾反日运动，不可否认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作为台湾思想启蒙的关键组织“文化协会”，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大本营。1920年代后的台湾各种社会运动，背后都多少有文化协会的影子，其酝酿与诞生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

甲午之后，台湾人民对日本殖民者的反抗就从未间断。在日本占有台湾的头二十年的时间里，台湾人民的反日运动以武装抗争为主要形式。但自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被残酷镇压后，台湾社会元气大伤，台湾有识之士也开始思索下一个阶段的抗争运动的方式。

蒋渭水先生

恰在此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解放运动和俄国革命的影响，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族自决、妇女运动等思潮在日本百花齐放。受此影响，日本社会自由民主气息浓厚，政治上也较为开放，对殖民地态度也较为开明。

此时在日本负笈的台湾留学生首先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们积极探讨台湾的现状和出路，并相继在日本成立了一批进步组织和社团，如东京台湾青年会、新民会等，这两者拉开了台湾学生在日反抗活动组织化的序幕。此外，1920年7月，在蔡惠如的襄助下，台湾人的第一份刊物《台湾青年》发行，读者涵盖在日留学生和部分在台湾学生，其所刊载的内容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深远的影响。

新思潮同样影响到了台湾本岛，并很快形成了一批新潮流下的知识精英群体，如二林事件的重要发起人李应章，在读书期间便接触了不少日本左派的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地的知识精英成长背景多和李应章相似，虽然并没有留日的经历，但在接触新思想上并不落于人后，如蒋渭水、简吉。除了这些接受了教育的年轻人，台湾士绅之中，也有不少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如蔡惠如、林献堂等，他们不仅热心公共事务，也在经济上支持各种组织和社团。

台湾文化协会第一届理事会

随着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组成较大团体构想的呼之欲出。成立文化协会的构想，最早来自《台湾青年》创刊成员林仲澍。这个想法来自他本人的经历，1920年的《台湾青年》创刊号的“祝辞”中，有“大正民主旗手”之誉的吉野作造，提出台湾人要成为文化独立的民族，形成独立的人格，并对他们日后的计划表示欢迎。林仲澍将此放在了心上。不幸的是，林仲澍25岁便英年早逝，成立文化协会的实践则交棒到了他的好友蒋渭水的手中。

1920年11月，台湾第一个飞行家谢文达返台进行访乡飞行，蒋渭水等人以欢迎会名义，成功汇集了全台各校学生于总督府台北医学校，使各校学生产生思想交流与联结。1921年4月，毕业于医学校的李应章和吴海水、何礼栋等人在台北筹组全台湾青年会，向林献堂、林熊征劝募资金时，因此认识了蒋渭水、蔡培火，蒋渭水认为“不作便罢，若要做，必须做一个范围较大的团体才好”，于是决定组成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第一位飞行家谢文达

为了取得官方的信任，1921年7月，蒋渭水和朋友拜访了当时的总督府警务局局长川崎卓吉，向其作了不会涉及政治活动的保证。1921年10月17日，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静修女中正式成立，会员一百零三人，成立宗旨定为“图谋台湾文化之发达”。

初期文化协会活动的形式是举办读报、讲习等局限在知识分子层的活动，影响范围局限，这种情况到文化演讲会出现才发生转变。从1923年开始，文化演讲会深入群众，在全岛范围内进行文化启蒙运动，受到了地方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文化演讲会内容包罗万象，也夹带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因为文化协会的启蒙与鼓舞，民众克服了恐惧，对当时的底层群众理解社会现状起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个全台性的综合性知识阶层组织，文化协会囊括当时台湾的主要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了新阶段各种抗日社会运动的母体。就连日本人也觉得，“文化运动”只是文协的表面，其真正的用意是反抗日本当局的民族自决运动。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