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王朝建立”：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在以嵩山东南麓为中心的区域，出现了10余座大型城址。其中，在登封王城岗发现了气势恢宏、大小相套的内外城，该地自战国以来一直被称为“阳城”。在同时期的禹州瓦店遗址，大型夯土台基上有人祭、殉牲等多种祭祀遗存。这些发现都昭示着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基本涵盖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表明在夏王朝建立之初，黄河中游势力集团的眼界已经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了范围广泛的天下观。经过了约200年的发展，到了夏代后期，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原的引领地位逐步形成，影响范围空前广阔。这些可以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得到反映。

二里头遗址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3800—3500年，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鼎盛期处在夏代后期至商王朝建立前夕。二里头文化创造的以玉牙璋为代表的礼器和礼仪制度辐射到周边广大地区，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二里头文化的一整套青铜与玉礼器，被后来的商王朝全面继承。

在商王朝建立前夕，在二里头文化分布的嵩山地区，夏王朝是唯一的强大政治实体，不存在其他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势力集团。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王朝后期的都城。夏王朝的存在不仅在先秦以降的文献中有丰富的记录，也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

商王朝继承了夏王朝开创的礼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成熟的文字体系，冶金术和礼制对更为广阔的区域产生影响。甲骨文的记载显示，商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商王之下有相对完善的行政机构，有以王畿为中心的直接控制区和间接控制的方国。商朝的政治势力与文化影响东到大海，西及陇山，南跨江汉，北至燕山。商系统的青铜礼器在广阔区域出土，表明商王朝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更强的引领作用，促进了各地文化与社会的发展。

“三千年王权巩固”：西周初年，周王通过“封邦建国”，册封自己的至亲和功臣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实现了王朝对王畿之外广大地区的稳固统治。在继承夏商礼制的基础上，周王朝完善了礼制体系，形成了以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差别构成的器用礼制，以此明确等级。这种器用等级差异在西周时期被不断强化，逐渐扩展到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以至于穿着颜色、服装款式、佩戴玉器、驾乘马车、编钟乐器组合的种类与数量都有制度差别。西周是中华文明进程中十分关键的时期，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国家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夏商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是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华文明进入到大一统国家的文明阶段，开启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新阶段。

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历史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带给我们很多历史启示。

多元融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纵观中华文明早期的演进，可以看出中华大地各区域的文明异彩纷呈。其中，黄河中游地区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各种文明因素，最终融合了其他区域的文明。历史表明，各区域的文明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正是由于多种文明汇聚融合，才使中华文明充满活力、持续发展。

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中华文明积极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成果并发展创新。即使在史前时期，交流就已经普遍存在，持续的跨区域、跨族群的交流，记录了文化互鉴的历程，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持久兴旺的关键，是中华文明魅力永恒的支撑。只有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才能使文明之树常青，使中华文明永葆活力。

文化软实力是增强中华文明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保障。夏商周文明不断凝聚先进理念，造就了以“礼”为重要内容的主流价值观，这一内涵丰富的思想影响了周围广大地区，引领、推动了这些区域的文明发展。秦汉以后，“礼”被传承弘扬、赋予新的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并通过交流互鉴传播到周围国家和地区，成为东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理念。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与世界其他三大原生文明基本同步，辉煌的文明成就毫不逊色。中国距今万年前后的农业起源、距今5000多年的文明形成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大体同时。距今3000多年周王朝通过分封制，构建了当时最大规模的政体。距今2600年前后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与古希腊、古印度同时发生的“轴心时代”人文精神的觉醒。粟作和稻作农业、玉器和丝绸制作等，既体现了中华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生过气候异常、社会动荡等各种磨难，中华先民自强不息，勇于战胜艰难险阻，终于完成我们伟大文明的创生，中华文明得以位列四大文明之一。这样的文明发展历程和成就，是今天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华文明都卓然屹立于世界。

国家一统是民心所向、强盛之基。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有战争，有万邦林立，有诸侯割据，但在统一核心的引领下，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秦汉大一统国家得以建立。从此以后，“尚一统、求大同”的理念和国家政治实践，以强大的感召力浸润着中华民族，凝聚着中华民族，引导着中华民族的认同，铸就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品格。历史表明，国家统一既是中华文明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根本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宁，必定使中华文明有更加辉煌璀璨的成就。

中华文明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基因，文明应该各美其美。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地域辽阔、环境多样，中华文明也因此经历了多元起源、碰撞交流、融合一体的独特进程。如此宏大的进程，孕育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国体系和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形成了核心引领、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趋势。因此，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历程，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发展的历程。这样的历程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后，“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价值和理想。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以农业为基础，以宗法制度维系社会组织，以礼制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以德规范人伦关系，以天人合一的观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见，文明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文明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是我们道路自信的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我们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本文转载自“求是网”，原刊于《求是》20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