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随着“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日本国内瞬间从过往的高傲自大变成对占领军的卑躬屈膝、极尽谄媚之能事。不少日本国民写信给美国占领者，让后者严厉处分战时日本领导人，各种检举揭发更是层出不穷。对于此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麦克阿瑟，《朝日新闻》称赞他为“我们的父”。不少女子甚至写信给他，强烈表达“我想给你生孩子”的愿望。[9]或许是感受到了这样的氛围，宫崎在发表于1958年的《东洋史上的日本》一文里批评：“战争期间日本的狂妄自大，一旦战败马上就完蛋了！于是又出现了无止境的卑躬屈膝的自卑感，于是又出现了日本民族是未开化的、野蛮的、不干净的、不道德的，是罪人，日本的历史完全是捏造的，明治维新也是骗人的假玩意儿，日清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是日本资产阶级搞的侵略勾当等论调。”[10]195-196而回应之道，在宫崎看来，就必须“把日本的历史完全客观地放在世界历史中来加以考察”[10]196。由此可见，宫崎史学的世界史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借助这一方式来彰显日本自身的特色。

滇西抗战纪念馆藏品

宫崎强调，世界各地文明无不处于各种联系当中，文化流动贯穿历史进程，只是不同文化一旦相遇，是互相交融，抑或彼此对抗，在历史中具有不同的显现罢了。基于此，他认为日本文化在此流动性的背景下，可以称为“终点站文化”或“中转站文化”：

说最近代的日本文化是中转站文化……我的意思是，经过选择之后，合格的东西传播了进来，合适的东西保存了下来。为了使之进一步符合自己的审美观，不停地在加工着，无论它出自哪里，经过两三代，就都变成了优秀的本地文化，然后再与新来的外来文化进行较量，反复进行选择、同化的过程。[10]201

这个观点，其实与战时宫崎对“日本体制”的称赞在基本结论上并无不同，都是为了突出日本能基于自身立场，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新文化的“特性”。只是这个“特性”，在战时可以用来证明日本文化乃东亚翘楚，在战后则可用来证明日本文化自有生命力，不应遭受前文所述的各种非议。所以宫崎指出：“所谓新文化，本来应该由内部创造出来的。但是，创造必须在具备了一切有利条件，并且还要让这些有利条件实现最佳配比之后才有可能产生。”[10]202

值得注意的是，这番话绝非泛泛而谈，而是为了突出“新文化的创造，前提必须是一切有利条件在这里实现了最佳的结合，如果我前面所说的话不错的话，那么应该说唯有今天的日本才具备了这样的资格”[10]203。回到历史语境，“二战”结束后亚洲许多被殖民国家纷纷独立，新中国成立更是影响了世界格局，旧的殖民体系在亚洲早已土崩瓦解。照理说，日本过去建立在旧秩序之上的优越感应该降温才是，可这些时代变化似乎对宫崎没什么影响，他绕了一个大圈子，最终还是在宣称日本文化在亚洲的优越性。

因此，就很难认为宫崎的史学思想在战后有什么巨大变化。在《亚洲史概说》里叙述近代日本历史的部分，他专门用一节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与罪”。作为中国人，笔者实在难以理解“二战”中的日本究竟何“功”之有。而所谓“罪”，在宫崎笔下，不是“陆军军官演出的脚本总是过于脱离现实”，就是海军首脑“没能改变思路，而是始终坚持巨舰巨炮主义”。[6]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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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都是属于战略上的失误，而非对这场战争本身进行否定。这就好比“九一八”事变的幕后策划者石原莞尔并不反对侵吞中国，只是不主张操之过急地借卢沟桥事变来造成中日全面开战而已。如果今人不会因为石原的后一种态度而认为他是反战人士，那么对于宫崎的“二战”观，也可用相似的逻辑来审视。

1992年，宫崎在为自己所著的《中国史》撰写跋文时，谈到该书在中国台湾有中文译本，在韩国有韩文译本，并且觉得会“一定程度流传于世”，于是感慨：“像《中国史》这种题目的著作，虽然有许多作者以各种语言撰写，但相当数量的同类书中，只有我的书被翻译到中国台湾与韩国。”[11]489他由是展开联想：

与这两地相反，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英属印度、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曾为荷兰领土的印度尼西亚等国，主权国因担心人民反感，不敢以新文明教育人民，只能放任自流，因而失去了发现最近近世文明长处的机会，结果至今都后悔于文化、社会的落后。虽然是关乎这些民族盛衰存亡的大问题，但几乎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历史学家曾经指出这种真相，这是为何？[11]490

很明显，这番话的未尽之言是通过强调法国、英国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没有用“新教育”去教化当地民众，导致这些地区享受不到“近世文明”，来突出日本在中国台湾、韩国的殖民活动是尽了“责任”的，这两处地方摆脱“落后”状态，是有日本殖民者的一份“功劳”的。当然，宫崎在沉浸于自己的著作能在中国台湾、韩国传播的同时，或许有意忽视了“二战”后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也在日本颇为流传，而这些史学著作背后的重要理论基础——《毛泽东选集》，更是长期广受日本青年欢迎。

不过，及至去世前宫崎依然保持这种殖民主义的幻觉，也实在让人忍不住“啧啧称奇”。试想如果与宫崎具有相似理念的人，看到他的许多著作也在当代中国大有市场，会不会也会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各种作为，会不会也将其视为在给中国人民普及“新文明教育”？从宫崎的汪精卫研究与今天国内一些对汪伪政权及其首脑进行另类阐释的论著在结论上颇有相似性来看[12]，似乎笔者并非杞人忧天。

参考文献：

[1][日]宫崎市定.前言[A].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M].张学锋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3-14.

[2]关于宫崎对于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参见[日]宫崎市定.中国历史的分期[A].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下）[M].张学锋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414-1418.

[3][日]宫崎市定.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A].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M].张学锋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4][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M].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0.

[5][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8-59.

[6][日]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M].谢辰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7][日]宫崎市定.前言[A].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下）[M].张学锋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961.

[8][日]宫崎市定.中国的开放与日本——中国式的体制与日本式的体制[A].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M].张学锋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9][美]约翰·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M].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07，208.

[10][日]宫崎市定.东洋史上的日本[M].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张学锋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1][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中国史[M].焦堃、瞿柘如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12][日]宫崎市定.冯道与汪兆铭[A].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下）[M].张学锋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393-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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