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早期殖民者深入美洲、非洲“不毛之地”的勇武之举在近代西方广受传播一样，宫崎也毫不吝啬地称赞倭寇入侵中国。在他笔下，倭寇的“目的也绝不是掠夺，他们只是出于哥们儿意气，参与了遭受官府迫害的中国同类的复仇运动中去”。因此，“倭寇绝不是以中国民众为敌的”。更有甚者，“倭寇是战争的天才。有中国内地人做向导，对地理形势又非常了解，总能够通过伏兵的战术以寡敌众，尤其是日本刀的使用出神入化，让胆小的明朝官兵闻风丧胆”。[3]35,36

如果这样的逻辑可以成立，那么斗转星移，在现代中国，日本侵华也不是为了掠夺，而是出于另一种“哥们儿意气”——“大东亚共荣”，把中国从西方势力的魔爪下解救出来；日本只是与“冥顽不化”的中国抵抗者为敌，而不以中国民众为敌。至于日军如何“威武善战”，更是在大量的宣传品中广为传播。总之，在明代倭寇身上，宫崎或许看到了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分子的侵华日军之先驱。

《倭寇图卷》局部

同样地，就像西方殖民者把在非洲、美洲的活动形塑为“教化”当地民众、进行开发建设一样，宫崎强调：“倭寇的暴行绝不是一种营利行为，当然也不是日本人乐意这么做。日本人最终还是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下从事通商贸易。”[3]39“日本人本来就爱好和平，自始至终都只是想与中国民众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通商贸易。如前所述，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加入到了中国官府与民众的斗争中去了，这就是所谓的倭寇。”[3]46

只要对明代后期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稍有了解，就不禁会对宫崎的这番论调哑然失笑。破坏东亚“和平环境”的祸首究竟是谁，日本各方力量有多少是“本来就爱好和平”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清楚。可关键在于，宫崎认为他的这项研究是在“深入事实的内部，阐明事情的真相”[3]47，这真是让人感到错愕。

更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宫崎此论在战后似乎也没有太多变化，这或许是在实践他对战后进步思潮的不快。在影响颇广的《亚洲史概说》一书中，他如是叙述倭寇：

所谓的“倭寇”，是由于明朝行之过甚的锁国政策本身出现了破绽所导致的……自宋元以来，日本人与中国沿海民众就已经开始进行自由贸易了，但明朝政府采取锁国政策之后，自由贸易就变成了走私贸易。而嘉靖皇帝对走私贸易的压制，与其说针对日本人，不如说是针对中国人，试图以此对民众加以严厉的控制。为了反抗这一官方压制，中国人只好勾结日本人掠夺沿海城市，这便是倭寇的真相。[6]

很明显，相比于战时，这些叙述更“学术化”、更“平实”，但核心观点依然保留着。宫崎晚年自言：“本国人未必最了解自己的历史，外国人的理解常常更加准确，这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特有的趣味所在。”[7]不知对于明代的这段历史，宫崎是否也觉得自己较之中国人理解得“更加准确”？从他在《亚洲史概说》中的倭寇“真相”论与战时观点一脉相承来看，也许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今人在阅读宫崎史论时不能忽视的。

此外，在《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一书里，宫崎收录了一篇名为“中国的开放与日本——中国式的体制与日本式的体制”的文章。此文意在通过对比中日两国在近代面对西洋文明时的不同态度，凸显中日之间“体制”的巨大差异。在他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独特的体制，历代王朝皆以维护这一体制自任，面对外来文化，在无损此体制的完整性时，中国古人尚能汲取一二，一旦觉得外来文化会对中国体制造成巨大冲击，那么王朝统治者就会选择深闭固拒，致使国势衰微。

显而易见，他如此叙述中国历史，自然是为了拿来与日本体制做对比，以此彰显后者的优越性。宫崎声称，正因为“日本不断地与中国式体制抗衡，坚持采用日本式的体制”，所以日本一直希望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从对等的立场展开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必定是最自然的想法，这种平等精神在东亚范围内是日本所独有的”，甚至此乃“日本式体制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8]128只是不知宫崎下此结论时，是否考虑过日本长期对朝鲜与琉球的压迫姿态。

当然，宫崎此论的更直接目的是论述近代中国与日本不同的历史进程。他指出，正由于日本体制具有“平等”精神，所以它“自身也始终是开放的。对于外国文明，无论何时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迅速将其日本化，用以强化日本的体制。我们应当立足于这样的观点，来重新认识日本式体制的长处”[8]141。此文撰写于20世纪40年代，如果认为近代“外国文明”的“精华”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的话，那么当时的日本确实吸收得非常迅速，并且用“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王道乐土”等本土概念文饰之，东洋风与西洋景混为一体。而在宫崎眼里，这样的日本体制堪称东亚之光：

东亚诸国有时也对中国旧体制发起反抗，但最终都被卷入其中，只有日本凛然独立，维持着独特的日本式体制，并不断促使中国式体制的反省，这在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在欧美的压迫下，东洋各国或被征服，或沦为半殖民地，唯有日本不纠缠于应对的方式，只要无碍大局，就可以听该听之言，斥该斥之物，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日本式体制的基础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加强。[8]142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觊觎中国的领土，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更是在中国抢夺了大量经济利益。说近代日本工业迅速发展的第一桶金来自对中国的掠夺也不为过。凡此种种，在宫崎那里都变成了日本处心积虑地促使中国从旧体制中“反省”，并认为应被“大书特书”，这真不知该从何说起。而更让他备感“骄傲”的是，面对欧美的压力，日本并未屈服，依然保持独立，这更让日本成为亚洲各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