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0、40年代的学术界，除了嵇文甫，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对中国儒家民本思想有所关注。比如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吕振羽认为孔子的思想“最符合‘士’的要求，所以自始便取得这一阶层的热烈欢迎与拥护。因而孔丘便以这一阶层为基础去策动其政治活动”。[39]秉承此志，孟子虽然同情民众的疾苦，批判战国君主的杀伐，但究其实，“他解释‘臣’对于‘君’的忠实程度，是以‘君’对‘臣’的信托与知遇如何以为转移，这是完全没有原则性的，在本质上仍是绝对主义。后来儒家主张无原则的对君主个人尽忠，孟轲的这几句话是有影响的”。因此，认为孟子思想具有民权特征，“可以说是对孟轲的绝大误会”。[40]

与吕振羽较为负面的评价不同，曾翻译过《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原典十分熟悉的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则从与西方早期历史的对比出发，认为战国时期象征着古典的“城市国家”日趋崩解，氏族单位日渐消失，新兴的社会阶级开始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市民与贵族属于天生的“政治动物”，孟子的民本思想本质在于扩大政治参与面，让新兴的“国人自由民”能够成为统治集团的一份子，以挽救日趋腐败没落的贵族政治。[41]

而在著名的《十批判书》里，身处抗战时期大后方意识形态斗争氛围里的郭沫若为了证明孔子与墨子之间，前者在当时具有“革命性”，后者则为“保守派”，他强调作为民本思想核心要素的孔子的“仁”观念是一种“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从历史进程来看“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42]对于《论语》里饱受质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郭沫若则强调此处的“可”应为“能够”之意，这段话放在历史语境里理解，应为“人民在奴隶制时代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故对于普通的事都只能照样做而不能明其所以然，高级的事理自不用说了”。[43]因此，孔子这段话是在对历史现象做一个描述，并非在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中国通史简编》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史编撰的代表之作里，范文澜认为分析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先秦儒家思想，必须从社会形态变革的角度出发认识到士阶层的两重性：“士处在社会中间阶层，看不起老农、老圃，当然不愿吃苦劳动。但在贵族阶层里，又没有士的地位，很少有机会取得大官。因此他们憎恶世卿把持，要求登进贤才”。[44]因此，先秦儒家政治思想里固然有批判的一面，但本质上都在主张“人民应该服从统治者”。必须承认，这些研究在具体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这一方面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理解有关系，另一方面也和他们根据各自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不同剖析息息相关，更体现出了他们对当时现实的政治斗争形势的不同分析。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差异性反而表明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繁荣而多元的面貌，以及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时代考量，对中国历史展开颇具各自学术特色的研究。

与以上那些观点相比，嵇文甫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无疑显得更为细致且全面，堪称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里，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出发，对中国传统思想有较为精深且持久研究的代表。在发表于1934年的《中国历史上层有过民权思想么？》一文里，他将前文谈到的那些观点用精简的方式叙述了一遍，并强调：“旧日的中国，长期停留在半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的社会中，人民大都过着简单的散漫的农业生活。他们只希望圣明天子，并没有意思去自己支配政权。他们有时候受不住压迫了，则发而为无组织的群众暴动。暴动幸而成功，则旧朝变而为新朝，却不是君权变而为民权。中国历史上，只有‘吊民伐罪’的‘义兵’，而没有真正的平民革命；只有浪漫的无治思想，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民治主张”。[45]

这一结论虽然被后来不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进一步论证，但嵇文甫对于中国儒家民本思想的辨析，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他由具体历史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入手，深入分析各种政治批判主张的基本立场、所指的现象、分析的逻辑、解决的方案，而拒绝仅从那些主张的“批判性”表面看起来是否激烈判定其高下，尤其是他十分关注那些思想主张所设计的理想蓝图里，哪一个阶级或群体最能受益，与此同时是否有意或无意遮蔽了其他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经济矛盾。在他的分析框架里，贯彻着历史唯物主义把“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的特征[46]，在研究范式上超越了对中国传统形式主义的肯定或否定。这既体现了嵇文甫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练掌握，又显示了他对于时代学术与文化思潮的高度敏感性，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与不同观点展开对话，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更为“接地气”。

此外，嵇文甫强调：“知道思想是生活的反映，是群众的产物，而具有阶级性，则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密切，思想随着社会的转变而转变，当可洞悉无疑。因为所谓社会转变，就是群众生活的转变，就是阶级关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自然会反映到思想上去的”。[47]他对于中国古民本思想的解析，则用具体的例子向人们展示了马克思者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思想。具体言之，对于中国传统，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历史的分析，揭示它在历史中产生的政治与经济背景，分析它在历史进程中起到的正面或负面作用，以及这些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代表了哪些群体或阶级的利益，并根据之前与之后的历史发展状况，综合评估这些思想的历史意义。而非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用后见之明赋予这些思想超出其本来面目与所产生的历史阶段的正面价值或负面批评。这一点尤具学术与现实启示。

最后，作为一名革命者，嵇文甫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告诉世人社会发展的规律与剖析具体时代社会诸要素的方法，进而促进革命理论的传播，让世人能够运用相似的方法来分析当下的社会状况，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与良好的斗争策略，这也是革命战争年代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特征。如果说在嵇文甫生活的年代，儒家民本思想容易让人混淆其与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之间的本质差别，那么对于今天而言，面对后冷战时代全球霸权意识形态话语里的资本主义民主理论，也需要继承嵇文甫对于中国儒家民本思想的辨析的方法与范式来进行一番剖析，尤其要注意到在表面上无比华美的词汇背后，其所蕴含着的对于阶级状况、经济基础、实际支配格局的基本假设。

如被视为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家里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彼特就声称，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并无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来要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就此而言，“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政治”。[48]在这个过程中，广大民众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只是在投票之时就早已被“政治家”安排好的政治格局进行形式主义的投票而已。对于这样政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话语，在今天同样需要进行当年嵇文甫式的辨析，这样才能更好的思考未来的制度建设问题，树立坚实的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本文原标题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儒家民本思想——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刊于《福建论坛》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