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荀子曰：“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23) 强调人禽之别在于是否能“群”，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特征，即“中华文明从古代以来，就把个人与家庭、乡里、社会等各种联系结合到一起。一个人不能孤立地存在，家庭中有父母、祖父母，下面还有子女，周边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广泛的社会联系中间的一分子，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联系网络中间的一个环节。所以，每一个人必须对社会负责，对社会联系中间的其他各个环节负起自己的责任来”。(24) 这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伦理”，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具有“家国共同体”的特征。(25) 正是因为认识到个体与一个广阔的共同体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于是便产生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之感，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不断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其根本动力也正在于此。中国大一统国家能够在近代变局之下得以维系，从精神层面来说，这一点至为重要。

最后，在近代变局之下，“人们在抨击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时，连带否定了传统家国共同体这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与再生力，以及它在稳定和重建大一统国家中的基础性作用”。(26) 因此，今天在分析中国近现代史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重点就是如何叙述现代中国的政治整合与国家建设，这关乎如何审视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以及能否形成贴近于当代实践的大历史观。亨廷顿认为：

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治体中，政党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于那些生存于具有传统政治制度延续性的政体中的政党了。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政党组织是唯一能最终排除腐化型的或普力夺型（praetorianism）的或群众型的社会动乱的选择。政党不仅仅是个辅助性组织，而是合法性与权威的来源……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政府的行动只有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因为它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化身。(27)

想要理解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国家能力等问题，就不能离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深入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了现代先进工业文明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恰恰在于它创造性地将现代先进的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农耕文明内在力量的激发与重组，使之成为中国建成现代先进工业文明最有力的推动者，而这一点可能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中国道路，所创立的中国模式真正的基本点。”(28) 在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将阶级翻身与民族独立这两大政治诉求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极强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建设年代，“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互助化运动，又一次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形式重建了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并为中国向现代工业文明全面转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极为宝贵的经验。这可以称作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也是实践主义认识论、人民主体本体论以及革命辩证法的伟大胜利”。(29)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30)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让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具有强大综合国力的工业国，这段历史也应成为思考中国大一统叙事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的，“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31) 由于社会结构、技术条件、经济生产水平等原因，中国历代王朝内部都有各种各样的特权集团的存在，侵蚀着中央权力，形成某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割据状态。对此情形，田余庆曾如是概括：

国家又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实体，它需要保障自己得以存在的物质条件，这不一定与每一个地主的眼前利益完全相符。但是获得这些条件，国家可以强大一些，而从国家强大得到好处的，首先就是地主阶级……他们要求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稳定的王朝，来保护地主阶级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封建政权得以维持的先决的物质条件，是维持赋税兵徭的来源，因此需要控制人丁。而地主阶级的发展，正是要从国家编户齐民中不断地分割人丁。这样，矛盾就产生了。如果分割人口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矛盾的发展还不至于骤然破坏相对平衡的局面，不至于引起政治动乱。否则平衡破坏，矛盾激化，封建政权就会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利益之争而呈现险象，加剧经常存在的阶级矛盾。(32)

今天的问题恰恰在于，在叙述中国历史时，恐怕无人会否认田余庆所论述的这一现象，而是如何理解与评价它。出于对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某种想象，一些人刻意把中国历史上这些占有大量土地，与皇权处于博弈状态的群体，视为所谓的反抗专制权威，具有类似于近代早期欧洲特权阶级的作用，甚至用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国家与社会对抗视角来分析其历史状况。如何回应这一观点？恐怕需要再一次借用亨廷顿的理论：

在一个现代化之中的君主政体中，主要的政治分野是在君主及其官僚支持者和宗教及贵族反对派这二者之间。后者的目的是维护传统社会和他们在该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在为达到此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中，尽管他们的利益是传统和保守的，但这种利益最终却将迫使他们拥护并鼓吹自由、宪政和代议制政府这样一些现代价值观念，并以此来反对君主的改革和集权目标。(33)

可见，在分析那些表彰古代特权集团如何对抗君权的论述时，必须注意到这种对抗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其结果是否更为巩固了一些腐朽的、落后的特权，芸芸众生在这种情形下究竟是获利，还是进一步被压迫。虽然中国历史上并无类似于西方的宗教势力与贵族势力，但道理其实是相通的。这或许也能部分说明，为何当下一些文化人如此厌恶大一统，如此喜好表彰中国古代通过占有大量土地剥削佃农、收取高低地租的士绅集团。荀子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一个好的政权必须是要尽量让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那种西方保守主义论述里强调的贵族特权如何重要，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经济平等如何虚妄，很明显不符合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就此而言，今天中国的不少保守主义论述，究竟要维护的是哪一种传统，必须进行清晰的分辨。这既是《中华文明的经脉》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也是关乎国本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