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晚近开始流行的另一种否定中国历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叙事，就是带有极强解构主义色彩的所谓“地方性”叙事、反国家叙事。柯文在检讨美国汉学研究之时，认为要想形成所谓“中国中心观”，一个可行之道就是，“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取向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8)

对外国研究者而言，中国历史悠久、典籍繁复，没有那种长期生活于此而形成的历史与现实感，自然难以进入中国的文化情境之中。因此，选取一个切面，或许能够较为便利地理解中国历史基本特征。如此这般并无不可。但如果作为中国研究者因为出于对美国的某种文化想象而把柯文此论看作治学要义，遗弃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全局性把握，甚至认为钱穆所言的大一统格局是历代史书所“建构”之物，那么恐怕将很难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些核心要素。毕竟，“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样的诗词能够传诵千古，流传至今，不正说明了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对于何谓治世、何谓道德、何谓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态度么？刻意突出“地方性”，用后现代理论“论证”大一统叙事乃“权力书写”，这到底是在搞实证研究，还是在搞意识形态话语？

进一步而言，晚近对于大一统历史叙事更有“冲击力”的莫过于基于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反国家理论，其代表人物便是如今在中国图书市场颇受青睐的斯科特的著作。在他看来，“前现代化国家在许多关键方面几乎近似盲人”，它对于统治疆域内的人口总数、土地状况知之甚少，缺乏统一的施政标准与度量衡。(9) 而现代国家的最主要特征则是将许多极具差异性的事物“简单化”，用单一标准去进行统治，导致对所谓“多样性”与“差异性”的粗暴剪裁。因此，国家的形象自然是负面的：

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展开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10)

在《国家的视角》一书里，斯科特特别批判了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认为此乃列宁根据主观理念而制定的政治经济方针，是一种极端的“现代主义”，它通过强制性的权力来推行，忽视了社会实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因此诸如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就显得漏洞百出，代价极大。“除了列宁所高度赞扬的极端现代主义农业的表象外，国家根本不能实现任何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强大的能力可以废除农村生产者的制度、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农民。”(11) 虽然作者声称：“我反对特定的某一类国家，并不表明我主张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推动的政治上自由的市场协作”，(12) 但是不难想象，既然作者对苏联的经济建设大加抨击，那么一定会引起不少有心之士欢呼雀跃，将作者对于国家的否定拿来套用在论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当中。或许是感觉到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将引起某一类人的重视，作者专门对中国读者写道：

我最近发现，《水浒传》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它表明在国家的压迫下，人迹罕至的山地如何成为人们避难和复兴的场所。这一经验在很多方面也适用于我所研究的东南亚大陆山地与河谷之间的关系。(13)

多么有趣的论调！作者也许并不知道，《水浒传》里的诸好汉之所以聚义梁山，是因为他们受到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不同程度的迫害，因此才选择“落草为寇”。而梁山泊的旗帜“替天行道”，表明他们并非是为了逃避国家机器，避秦于人迹罕至之地，而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用另一种方式来除暴安良，维系政治上的正统。换言之，他们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为了让朝廷变得更好，于是才有后来的接受招安，替北宋王朝东征西讨。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认为《水浒传》给后人的教训就是“投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更有甚者，梁山泊内部也有颇为明确的政治与军事分工，所谓的“英雄排座次”就显示出某种政治秩序与权力等级的存在。总之，要么是斯科特根本没有仔细读过《水浒传》，要么是他的知识积累还无法理解这部伟大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换言之，他很可能并不怎么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这样的情形下，把他对国家的理解套用到中国问题研究当中，岂非咄咄怪事？

《水浒传》剧照

因此，在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时，如何理解大一统国家的意义，恐怕还是得从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中展开。张光直指出，政治文明的高度发达是中国上古历史演进的主要特色。“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所以中国文明产生中的许多新成分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14) 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宏观层面来讲，就必须涉及政治组织、社会分工、权力分配，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也就随之凸现出来。张光直甚至认为，世界上古文明的演进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世界式”或“非西方式”的，主要代表就是中国，另一种则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主要特点是连续性，即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程里，许多文化与社会成分延续下来，成为政治文明一以贯之的要素。后者则由于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出现而造成对既有系统的突破。(15) 如若此论可以成立的话，中国古代的国家传统在人类文明演进史的意义不可低估，而其中的统治疆域不断扩大、组织方式不断理性化，更应该是认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主要切入点。

此外，秦代形成了大一统的郡县制国家。汉承秦制，延续了这份政治遗产。大一统国家对中国历史而言，意义远不止于政治层面。许倬云认为，从汉代开始，中国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开始大规模出现，并日渐成熟。在这一过程中，“影响最深远的，还是汉朝政府发展一个繁荣的农业，为官僚制帝国奠定基础的持续努力”。(16) 其结果是，不但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耕作技术越发成熟，而且形成了“一个农业社会，但却是重商性的农业社会。它将个体农民编织进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里。这种格局与普遍所认为的那种由无数分散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户细胞所构成的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图景相去甚远”。在这其中，“活跃的交易是以政治秩序的稳定为依托的。在国家统一、道路通畅、旅途安全的时候，区域间的专门化生产会促使村落里的个体农民参加到巨大的市场网络中去”。(17) 可以说，中国古代经济格局的形成、中国社会保持基本稳定、人口与经济增长得以持续，都离不开统一的政治秩序。而带有所谓“地方性”的社会经济模式，也离不开全国范围内的生产与交换网络。总之，“这一现象，也使得帝国体制在经济层面笼罩全国，使政治与经济彼此辅翼，发挥了强大凝固力。中国历史上，这一全国相互依赖的经济网络，即使在国家分裂时，还能发挥经济一体的功能；中国常常分裂，然而分久必合，就是因经济上的互依，创造了促成国家复合的契机”。(18)

就此而言，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不是要不要讲大一统叙事，要不要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而是思考如何讲好大一统叙事，如何全面地认识国家的作用。在说明《中国通史教程》的编撰思路时，姜义华特别指出：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过程还表明，国家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同时又是进行社会控制与社会协调的有效体系，是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正因为如此，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表明，历史的中国尽管经常为剥削阶级所控制，但是除去维护剥削者的特殊利益外，它存在的合法性真正基础是要建立共同秩序，为已经社会化的人群提供公共服务，处理共同事务，在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们生活实际中，对纷繁复杂的经常相互冲突的各方有效地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协调，有力地提供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保障。除去政策上的措施外，其活力更源于制度上的、体制上的、机制上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贡献。(19)

如果说此乃国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意义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其后，纵使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裂割据，却未能改变追求与维护国家统一这一强固传统。近代以来，中国虽屡遭列强侵凌割据，经历一次又一次瓜分风潮与国土沦丧，但经过全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又不可动摇地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20) 在这里，值得进一步进行探讨的，或许就是为何中国的国家疆域能够“幅 员广阔”，它是如何维系的？分裂割据为何在中国历史流变中不具备政治与文化合法性？而近代中国人对帝国主义者展开“不屈不挠”抗争的内在精神动力又在哪里？

《中华文明的经脉》书影

在《中华文明的经脉》一书里，作者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且全面的思考。首先，针对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各种批判，作者指出：“中国之所以能长时间处于大一统格局下，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一整套的制度建设，形成了以郡县制为中心的官僚治国体系。从汉代选举贤良孝廉，到隋、唐推行科举制，它的核心是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出精英，由他们变成职业官员，负责国家治理”。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公天下’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把国家变成了‘公器’，由选拔出来的精英负责国家治理”。(2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人们常把“公天下” 简单理解为最高统治者的继承规则是“传子”抑或“传贤”，但如果从政治秩序是否能良好运作的角度来看，正如亨廷顿所言，“复杂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其自身政治机构的力量和广度”，因此，“随着社会成员不断增多，结构日趋复杂，活动就越发多样化，要想建立并维系一个高水平的共同体就更需依赖于政治机构”。“在复杂社会里，只有政治行为才能造就共同体， 也只有政治机构才能维系它”。(22) 中国古代的政治设计，能够不断吸纳各地的贤良之士进入政治组织当中，并用国家的力量去推行统一的文字、观念、伦理，使一种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让相距万里之遥的人们具有基本相同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进而保证了大多数人能够较为安定地生活、劳动、交往、繁衍。就此而言，中国秦汉以降的郡县制、官僚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