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锐】

自秦汉以降，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规模巨大的政治体，《春秋公羊传》中所言的“大一统”理想，基本成为后代王朝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即便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个统治阶层基本上也以追求重新统一、强调正统地位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在《国史大纲》中，钱穆更是强调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性格乃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的主要特征：

秦、汉大一统政府之创见，已为国史辟一奇迹。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精神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中上层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之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围，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围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1)

在这里，钱穆为了论述中国古代政治的特性，有意将罗马帝国作为比较对象，这就显示了在现代中国这一古今东西碰撞激烈的时代，如何论证中国自身的特点，如何叙述中国的历史流变，已经不能单从中国内部进行分析，必须注意到西学（或曰“西方经验”）对于中国知识体系的巨大冲击。甚至可以这样说，除了钱穆等少数坚持中国历史具有自身特性，同时强调这种特性的正面意义值得阐扬的人，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文化人在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时，往往不是从中国自身状况出发，而是把某些域外理论作为基本准则来衡量中国的各个方面，以他人之是非为是非，裁量中国历史，视此为“融入世界”、接受所谓“普世价值”的必备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中国历史叙述中的某种“失语”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钱穆所称赞的大一统政治格局是否还具有优越性，在现代中国就成为了一个答案并不那么明确的事情。在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论述里，中国往往是一个负面的形象，用来论证所谓“专制政体”如何不堪。而在对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孟德斯鸠看来，专制政体的出现还与统治疆域的广袤关系紧密：

一个广大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握有专制的权力。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这样才能弥补这些决定所要送达的地区的遥远距离；必须使遥远的总督或官吏有所恐惧，以防止他们的怠忽；法律必须出自单独的个人，又必须按照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不断地变更。国家越大，偶然事件便越多。(2)

因此，既然是广土众民，那么“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年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好相反”。(3) 在这样的论述下，中国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长期处于专制政治的“帮凶”，成为施行“恐怖”统治的根源，广土众民变成了一种负面形象。

钱穆

此外，在同样对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卢梭眼里，政权疆域过大，“人民对他们根本见不着面的首领，对他们看起来如同异域的祖国，对大部分是他们不相认识的同胞，也更加缺乏感情。要使那么多风俗习惯和自然条件迥然不同的省份都遵守同一种法律，接受同一种治理方式，那是不可能的”。此外，“在这样一种由一个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威聚集在一起而彼此又互不认识的人群里，人们的才智必然会被埋没，他们的美德无人知晓，他们的恶行也不会受到惩罚”。更有甚者，由于公务繁忙，“政府没有余力来关心人民的幸福，甚至在紧要关头几乎连用来保卫它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了”，最终“一个躯体过大的共同体就会在它自身的重压下遭到削弱和毁灭”。(4) 可见，在卢梭的政治视野里，疆域广袤的政治体的存续问题是极为严峻且不乐观的，如何治理大国，可以说超出了他对于何谓良好政治的理解范围。

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政治学说，在晚清经由日本知识界的译介，对近代中国文化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们对于大国治理的否定性态度，也很快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用来批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理论依据。在风行一时的《新民说》中，梁启超直接强调中国的大一统格局实为中国“进化”受阻之祸首：

竞争为进化之母，此义殆既成铁案矣。泰西当希腊列国之时，政学皆称极盛。洎罗马分裂，散为诸国，复成近世之治，以迄于今，皆竞争之明效也。夫列国林立，不竞争则无以自存。其所竞者，非徒在国家也，而兼在个人，非徒在强力也，而尤在德智。分途并趋，人自为战，而进化遂沛然莫之能御……此实进步之原动力所生也。中国惟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分立之运最久，而群治之进，实以彼时为极点。自秦以后，一统局成，而为退化之状者，千余年于今矣，岂有他哉， 竞争力销乏使然也。(5)

梁启超的这种论述，不但在晚清甚为流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依然是活跃于思想界的领袖们借以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方式。面对民初政局的混乱、民生的凋敝，陈独秀在1915年痛陈：“举凡吾之历史，吾之政治，吾之社会，吾之家庭，无一非暗云所笼罩；欲一一除旧布新，而不为并世强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固非冒万险，排万难，莫由幸致。”(6) 这种对民族国家危机的担忧，自然无可厚非，但他却认为，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之一，除了“学说之为害”与“专制君主之流毒”，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统一：

列邦并立，各自争存，智勇豪强，犹争受推重。政权统一，则天下同风，民贼独夫，益无忌惮；庸懦无论矣，即所谓智勇豪强，非自毁人格，低首下心，甘受笞挞，奉令惟谨，别无生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至此则万物赖以生存之抵抗力，乃化而为不祥之物矣。(7)

长时期的政治统一原来也是阻碍中国步入“近世文明”的绊脚石？在这里，陈独秀心中想象的，大概是欧洲中世纪以降封建割据、列国林立的历史画面。但从清末开始，有识之士之所以苦苦探寻救亡图存之道，不正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严重危害到了中国的疆域版图，也就是政治统一，让中国有惨遭瓜分之险？而许多对国家问题的分析与论辩，都基于如何维系历史中形成的统一之局。若没有这种强烈的救亡意识，时人哪里会孜孜不倦地探寻西洋诸国的富强之道？总之，这种源自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论述的否定中国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观点，在今天应该予以反思，避免其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流变的习以为常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