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锐】

在政治领域，人才选拔向来为一十分重要的内容。如何能够使具有从政能力的人脱颖而出，人尽其才，向来为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所时常思考。中国的政治组织成立甚早，从西周开始已有比较完备的官僚体系，战国以降，郡县制国家渐渐形成，一套日益完善的人才选拔与考核机制因之出现。

历代统治者除非极度顽劣昏庸，皆希望能够提拔较为优秀的行政人才为己所用，以此保证政权稳定，使国计民生俱受其善。到了近代，中国遭遇亘古少见的世变，许多行之已久的政治制度与行为准则受到极大冲击，许多有识之士，对之进行反思甚至是抨击，希望能借鉴域外经验，设计出一套能够充分应对世变的新制度。

具体到人才选拔方面，不少知识分子目睹时代危机，开始对中国传统的铨选制度大加抨击，或认为在这套体制之下，所选出来的人学非所用，不谙政务；或是批判所谓铨选，乃是帝王为了一己之私而寻找奴才，民众疾苦，彼辈毫不关心，而救济之道，从幻想将周公借之以致太平的《周礼》行之于今，到主张将西方的议院引进禹域，及至干脆砸碎国家机器，径直实行无政府主义，各种主张，层出不穷，既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对国事的极度焦虑，又显现出近代世变之下，世局与思想的混乱与纷繁。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不但直接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开始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而且写下了大量讨论政治的文章，提出一系列自己的治国主张，他的许多言论，独抒心得，迥异时流，虽然在当时难得有实践机会，甚至因与“风气”不合而遭来不少非议，但是今日回头再看，其可资借鉴思考之处着实不少，关于人才选拔的主张便是其中之一。

一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主思想逐渐被人们熟知，一二有心之士便开始对照西学，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发掘相关言论，希望能寻找出中国自己的“民主”思想，其中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受到了时人极大的表彰。黄氏此书，对明朝的政治体制痛加批评，认为君主权力过大，相关的牵制力量付之阙如，乃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因之一，因此力陈地方学校等机构的重要性，希望使天下舆论出之于民间，人才良莠一本于“公论”。

由于此书所言，与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民主思想有相似之处，因此近代许多知识分子对之甚为青睐，将黄宗羲视为中国的卢梭，《明夷待访录》看成中国的《社会契约论》。章太炎在青年时代亦曾对黄氏颇为推崇，在写于戊戌变法前夕的《兴浙会序》里，他感慨“吾未见圣智摹虑如黄太冲者也。”不过到了1906年东渡日本之后，出于对世变与学变的反思，他遂开始重新定位黄宗羲的思想。

在章太炎看来，黄宗羲主张抬高与扩大学校的地位，使之不只是教育人才之所，还应是社会舆论的中心，这一主张弊病极多。因为欲讨论政治得失与人才良莠，则必须先做到对刑名制度与民间利病知之甚详，否则难免流于主观，而这些因素，恰恰是社会阅历相对匮乏的学校生员所不太具备的。并且他们因为长期往来互动，彼此气味相投者甚多，那么他们对于人才的评价，便极易变为互相吹捧，形成朋党之势，这反而是对客观认识人才的一大障碍。

此外章太炎还指出，黄宗羲主张人才选拔让学校舆论参与其中，那么作为专门铨选人才的吏部便会大权旁落，而吏部铨选，虽然也会有各种弊病，但毕竟有客观的条例与标准可行，并且考核之时，乃是以官员的过去的业绩作为主要参考。而若凭借各种舆论作为尺度，那么客观标准便难以形成，导致贤良与否，无法真正界定，只是纯凭口说，如此不但难以选拔出真正有行政能力的人才，甚至非常容易使善于借夸夸其谈来博取众誉者有空隙可钻，这样会造成各级官吏不去实干力行，而是大花心思去制造“面子工程”。

以上观点，章太炎主要在《非黄》一文里进行了具体阐释。这篇文章虽然表面上是在批评黄宗羲，以及借表彰黄宗羲来达到现实政治目的梁启超、杨度等鼓吹宪政的立宪派，但是更深一层来看，章太炎在“非黄”的同时，其实是在对另一位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进行阐扬。

韩非以及整个法家学说，自从儒家被奉为官学以来，一直受到儒生们的批评，认为其刻薄寡恩。历代统治者虽多因袭其术，但往往是“只做不说”。而到了近代，人们出于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的理解，更将法家学说视为专制者帮凶，将其价值抹杀。如清末负责新刑律修订的沈家本，便极力区别法家的“法治”与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之区别，认为前者之“法”纯为虐民利器。而在章太炎看来，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对于人才选拔之主张，其可为当下借鉴者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