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立华】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毛主席精心策划准备红军东征

红军东征，是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认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后，毛主席围绕主要矛盾转变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党中央、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落脚陕北后，几乎倾尽全力实施的第一个重大战略行动。

为什么说红军东征是几乎倾尽全力？有两点：一是几乎动用了陕北根据地红军的全部力量。二是中央政治局领导几乎全体人员都在东征队伍里，或在后方为东征服务。

哪些红军部队参加了东征？[1]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司令员是彭德怀，政治委员是毛主席，下属红一、红十五两个军团。红一军团下属3个师，其中一师、二师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原红一军团的部队，四师是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原红三军团的部队，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带到陕北的全部人马；红十五军团也是下属3个师，其中第七十五师是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为基础组成的，第七十八、八十一师是以谢子长、刘志丹等率领的陕北红军第二十六、二十七军改编而成，这是陕北红军的全部人马。这两个军团全部参加东征了。

除了这两个红军主力军团外，还把苏区红军游击队整编为3个军：[2]一个是东征前组建的第二十八军，军长是刘志丹，政治委员是宋任穷，一共1200余人；一个是东征开始后成立的第二十九军，军长是萧劲光、政治委员是朱理治；还有一个是第三十军，是东征过程中组建的，军长是阎红彦，政治委员是蔡树藩，[3]共1000余人。东征开战后，二十八军、三十军也打进了山西。

东征开始时，全军一共不到13000人，基本是全部人马出动。

哪些领导参加了东征？[4]东征前，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彭德怀、张浩到政治局工作，政治局及主要领导成员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张浩、凯丰随红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一个中央局主持后方工作，周恩来为后方中央局书记，但到东征期间，即使他们几个也去了前方。还成立了一个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由李富春、罗迈、凯丰、张浩、王观澜、刘晓、冯雪峰等11人组成，专门抽调300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团或工作组随军行动，做扩大红军、筹集经费、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工作。可见，在党中央和军队的上层领导几乎全部出动，投入到红军东征的各项领导工作。

介绍这些情况，可以让大家比较具体地体会一下，毛主席抓主要矛盾、抓主要战略方向的行动，集中力量能达到什么程度。

当然，只是集中红军的全部力量还不够，关键是能够保证胜利。红军东征前，大家忧虑最多的是三个问题：一是黄河能不能渡得过去？二是过去后能不能打得赢，实现战略目的？三是如果过河后在山西站不住脚，能不能回得来？最担心的是能不能过得去和能不能回得来，这是个底线问题。

首先一个，是能不能过得去的问题。黄河是天险，黄河对岸还有阎锡山苦心经营的坚固防线，渡过去不容易，但这是东征作战的关键和前提。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用什么方式过河，二是能不能突破对岸的黄河防线。

用什么方式过河？过河需要工具，即使对岸没有敌人防守，1万多人过河也不容易。本来，每年入冬后黄河都有几个月的冰封期，就是整个河面都结冰了，一般要到3月中下旬才能全部开河。红军东征时间是2月20日，最初设想是从黄河冰面上徒步通过，红军大部队集结待命时，河面还是结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诗为证。因为毛主席当时也在前线，就住在离黄河不远的清涧县袁家沟，亲眼看到了黄河冰封的景象，在他写的诗词《沁园春•雪》中，就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实景描述。但由于天气转暖，到2月3日，也就是在确定的渡河时间前不到20天时，河面上的冰却解冻了，[5]黄河河道上水流湍急，还夹杂着横冲直撞的冰凌，红军从冰上徒步过河已经不可能了。另外，由于对岸敌人防守严密，架桥过河也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船只渡河。

好在毛主席提前考虑到这个重要问题，准备了冰上过河和渡船过河两手。因为，不管过去时是否有冰，几个月后如果往回走，河面上一定不会再结冰了，所以早就想到准备好船只，即使东渡黄河不用，回来也一定要用。

当时，由周恩来副主席全面负责东渡黄河的后勤准备工作，由陕北红军的领导人阎红彦和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抓具体落实（当时，毛泽民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国民经济部部长[6]），他们早早地就调集了数百名造船和划船工人，秘密地准备渡河船只和随军行动的船工。[7]还建立兵站筹集各种物资。

但毕竟只有几十天的准备时间，再抓紧时间也造不了那么多船，人多船少不够用怎么办？据开国少将、时任一军团工兵连连长的王耀南回忆：[8]我们还是采用老办法，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真的就把办法想出来了。有的同志从老乡那里了解到，过去有的走私贩子过河没船，就买两只羊囫囵着剥下皮来，在羊皮里面吹满气，然后夹在腋下，悄悄地就渡到对岸去了，现在船不够，不是也可以用羊皮扎些筏子用吗？

陕北到处是羊群，羊的来源不成问题，对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架过上百座桥的工兵连来说，过去是扎竹筏子，这次扎羊皮筏子没有什么大困难，他们请老乡来教，很快就学会了。他们一共扎了两种，小的用6个羊皮，一排3个，排成两排，上面捆上木架、铺上木板即可；大的用12个羊皮，横三竖四捆扎好再铺上木板。开始还想用牛皮代替羊皮，扎几个大一点的，但由于牛皮太硬，体积又大，吹不起来。大家说牛皮不好吹，只好作罢，最后还是扎了大量羊皮筏子，解决了渡船不足的大问题。

渡河工具解决了，再就是能不能突破晋军防线的问题。据晋军第七十五师师长兼晋西警备司令的杨耀芳回忆：[9]从红二十五军1935年夏秋到陕北后，就引起了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不安，生怕红军东渡。

阎锡山任命他当晋西警备司令，晋军六十九师师长杨澄源任晋南警备司令，让他们在黄河东岸布置警戒，还派遣正太路护路司令孙楚，带4个旅从北面过河窜入陕北，威胁红军后方。沿河各县都驻有防共保卫团，遇到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者认为是和红区有关系的人，县长可以直接处死。

阎锡山还规定，每杀一个有共产党嫌疑的人赏洋100元，他的口号是“宁枉杀千人、不漏掉一个”。仅1935年后半年，报晋西警备司令部杀掉的就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黄河渡口的所有船只，只能停靠到东岸，封锁渡口断绝往来。东岸各个渡口的山崖地坝都削成陡壁，构筑了1000多个坚固堡垒，每个碉堡驻兵一到两个班，重要渡口一个排以上，配有机关枪和迫击炮等火器，碉堡封锁线外还挖了深宽各一丈的外壕，交通壕相互连接。[10]

但阎锡山的难题在于，黄河防线太长，过河的渡口很多，他不知道红军会从哪里过河，会在什么时间过河。黄河东岸从北到南300多公里，处处防守反而处处薄弱，难以应对红军的集中突破。据杨耀芳回忆，阎锡山怕阻挡不了红军，想在红军突破防线后，在汾阳、离石、孝义、中阳等纵深山岳地带，利用山险地利搞“口袋阵”与红军决战。他一共集中了7个师，编为4个纵队，以晋军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总指挥，总指挥部就设在孝义。[11]记住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关节点，红军东渡黄河后在这里仗打得最大。

这些打算我们不一定很清楚，但整个敌情和力量对比是比较清楚的。面对这种情况，要保证整个战略行动成功，毛主席是怎么组织做好准备工作的？东征是毛主席全过程亲自策划指挥的，我们介绍些细节情况，可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把握理解得更客观更准确，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首先是高度隐蔽战略企图，以达成战役攻击的突然性。毛主席是怎样指挥实现的呢？

一是在红军东征前，派出部分部队南打北讨，使南面敌人北攻更加困难，使北面敌人不敢向南进犯，而在主要进攻方向的黄河沿岸，却保持着平静，使阎锡山的防守部队松懈警惕，据说，他们也知道红军会渡河向东打，但没想到那么快，那么突然。

二是兵分两路偷渡，红一军团从北路渡河，选了两个渡河点，对岸是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附近的渡口；红十五军团从南路渡河，对岸是山西省石楼县的贺家凹渡口；[12]两支进攻部队一北一南，渡口相距七八十里，即使阎军发现蛛丝马迹，也需要多处防守，难以集中力量应对。

三是严格保密，渡河前部队远距离隐蔽待命，命令传达后以4天行程到达渡河位置，东征命令只下达给作战部队，在后方不宣布。

命令特意强调：“隐蔽运动避敌发现，为争取胜利之严重条件，各兵团应遵照迭次命令，于敌机活动时间停止运动，派出主管首长指挥，绕过暴露地段和集中地，如不严格隐蔽因而暴露企图，将唯各兵团首长是问。”[13]还要求部队提前派出人员封锁道路，控制来往行人。[14]对居民严守秘密，部队行动一律在夜晚进行，遇到大的居民点一律绕道通过。造船点设在山里的拐沟里，渡河前把黄河水引进来，船漂在拐沟的水里等待出发。

四是隐藏渡河时间。2月18日，毛主席和彭德怀一起，向部队发布东征作战命令，确定2月21日20时为渡河时间；但到命令下达的第二天，2月19日，就电告周恩来，渡河准备工作已经提前完成，改为20日黄昏开始渡河，要他在大部队前进后，来河口指挥维持一线交通，渡河时间提前了一天，只是对周恩来的通报，其他人不知道；直到2月20日14时，也就是渡河当天下午两点，与彭德怀一起致电军团首长和部队相关指挥员，渡河时间一律本日20时开始。[15]

本来是明天渡河，变成了今天渡河，而且是直到离渡河6个小时，部队才得到改变时间的命令，知道最后的渡河时间。其实，部队早已严阵以待做好了各项准备，时间变化提前了一天，只是预防万一有泄密情况，真是兵不厌诈啊！

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调动，阎军竟然没有察觉，即使他们提前得到了可靠情报，准备我军21号渡河，也应对不了这样的临时改变。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被我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我军行动能够达成突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