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国改革

康熙是清王朝的第三位皇帝，他改革了其祖父留给他的满汉混合型政治体制，并因此而青史留名。清王朝最初由努尔哈赤(1559-1626)创建于满洲。努尔哈赤本人原本是一个对中国知之不多的外族人。而康熙则由儒家学者培养长大，可以从汉人的角度理解政治。他所努力要完成的就是将满汉两种政治文化融为一体，使汉人接受这种体制从而巩固满洲的统治地位。

到了康熙统治末期，汉族人对满洲人的反抗已经不像康熙刚刚执政时那样普遍。那些誓死效忠明王朝对抗清王朝的明朝遗民已经不复存在，而新一代的汉人则认可了康熙的善政统治。

如果你仔细观察康熙早期的统治，你会发现康熙一直在努力寻找办法改善和巩固他所继承的政治体制。因此他把明朝的政府架构整合到清朝政治体系中并使两者的整合严丝合缝，最后这一成功的政治制度巩固了帝国的统治。但是，在其生命的末期，康熙变得懈怠并错误不断，体制慢慢出现了问题。

他的儿子雍正继承了皇位。雍正的统治时间并不长，仅仅在位13年。但在他统治时期却一直进行改革，而且是那种在我看来邓小平也会认同的改革。他一直在尝试改善这个制度，从不满足。与他的父亲康熙一样，他从小由当时最好的一些儒家学者进行培养，以便他未来能够掌控中国的帝国体系。每当他发现满洲人的治国方式行不通或办事效率太低时，他就会引入必要的改革来使清王朝变得更加强大。正因如此，他才能留给他的儿子乾隆皇帝一个真正强盛的帝国。

乾隆皇帝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成功的改革家。他不断改革自己继承的政治体制，可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汉人的福祉。他不信任汉人，随时准备做出改变来阻止汉人轻视满人。他指责那些自以为在文化上高满人一头的汉人。同时，他还是一个不错的中华文化学者，对自己的汉文化知识非常自豪，总是炫耀自己的书法和诗歌技艺。在其统治的前期，他孜孜以求改善政治体制以便满族人的统治更占优势、更加巩固、更被所有汉人敬重。可以说在他统治的前30年，他非常成功地继承了父亲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但像他爷爷康熙一样，他活得太久了。在他生命的晚期，体制又出现了问题。

在此我不赘述，只想简单说明可供借鉴的教训。总而言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18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这个世纪的中国和平而又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并对更美好的未来怀有憧憬。人口繁育，帝国经济总量（至少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占到了当时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三位皇帝执政成功的明证。

我认为，在努尔哈赤成功建政之后，这三位皇帝所做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革命后的改革。是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帝王巩固了政权，创造了一个令世人尊敬的庞大帝国。在当时，耶稣会教士和来中国经商的欧洲人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自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如果你看一下18世纪欧洲人留下的文字，比如经过商人证明为真实的耶稣会教士记录，中国在当时被其他国家看做是改革成功的样板。欧洲人借鉴了中国人的很多做法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比如中国在农业、税收、科举等方面的做法。当时的法兰西王国就是学习中国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法国人非常认真地向清王朝学习。他们从清王朝学到的东西更像是某种改革，他们并不需要变法。即使不使用“改革”这个词，他们所采取的改革举措也足以巩固政权。这就是邓小平改革的出发点，使革命更加成功。

当代的同类型改革

现在让我把这些想法集中起来，审视一下近期的发展。邓小平努力使用改革来巩固革命果实，确保国家从错误的过去中恢复过来，焕发生机并变得更加繁荣。

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想在工人和农民阶层的基础上纳入其它社会阶层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即承认商人、脑力劳动者等阶层也对国家做出了他们的贡献，并将继续为中国的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这种做法，他实际上是把革命的范围扩展到了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承认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在近代爆发的第一场革命，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完成革命任务，最终毛泽东于1949年取得革命的胜利。但这第一次革命对后来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包括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激励当时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继续革命，使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由于辛亥革命对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也被纳入到了革命的范畴。

对胡锦涛这一代领导人来说，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解读胡的改革侧重点。但当他高举和谐社会理念时，我们认为他回溯的历史时期更长。他转向了由宋明理学演变而来的道统观念（德治）。道统思想在吸收了佛家和道家思想的滋养后已经成为过去几百年来德治的主体理论，胡锦涛借鉴了道统的基本理论。胡锦涛以他自己的方式吸取道统理论中与现代相关的精华部分。当他回望历史时，他把更加久远的思想纳入了视野。我要说他想要做的就是把中国的悠久历史与今天的现实联系起来，恢复一种历史连贯发展的理念。

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共和革命是失败的，仅仅学习苏联的反资本主义共产革命也是失败的。对西方这两场革命的学习使中国收获不小，但每次学习都不能完全满足中国自身的需要。中国可以学习西方所能教的任何东西，但中国也需要从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吸取养分。中国可以变得进步与现代，但中国仍然要坚持自己的传统。中国在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的组织管理理念、科技、金融和经济知识后，仍需要回到中国自己的传统当中去，需要重新拾起使得中国人与众不同的那些价值观。

我相信习近平明白邓小平的改革是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也认为江泽民的目的在于使中国人在看待自己的过去时采取一种更加长远的历史视角。而胡锦涛则更进一步，他直接将这种意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但习近平发现一些人对中国发展的连续性存在错误认识。他认为，在过去40年，一些人将毛泽东执政的30年革命时期一笔抹杀，将其看成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但这并不是邓小平的判断。从一开始，邓小平就总结说毛泽东的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泽东在过去那段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不应被抹杀，那种将这一历史时期看成是犯了很多错误因此应该被遗忘的倾向是错误的。习近平所做的就是将这30年的价值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从未中断，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的30年也应该受到尊重。

我想这就是习近平心中的历史延续性。当国家的根基牢固，这个国家就可以自信地走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从中国历史中发现的一些文化特质能够帮助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同时，为了使国家保持先进性，这个国家需要建构一个新的框架。进步的观念是一个对中国人极有感召力的革命理念。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喜欢回顾自己的辉煌历史，怀念那个圣人如满天星斗照耀华夏文明的黄金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渴望自己能够表现得与古代圣贤一样好。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有着某种尚古的倾向。

就现代革命来说，包括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更重要的1949年革命，革命的前途显然更加重要。就古今而言，两者孰轻孰重已经非常清楚：更多地着眼今天是更有意义的。贯穿整个20世纪关于古今的争论已经使这一结论清晰可见。现在是时候向所有人传达这种观念并使之深入人心了。我认为中国人已经普遍意识到今天才是更加重要的，向前看才能迎接未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借鉴了西方在18世纪所提出的这种历史进步观。

中国领导人将这种进步的观念牢记于心，并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视作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途径。在改革巩固革命的理念背景下，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文为英文，观察者网由冠群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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