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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诗歌变为政治符号和政治资本的情况，我不禁联想起柏林诗歌节的见闻。面对我们这些中国诗人，个别欧洲人不断地以最乏味的方式提出关于诗歌和政治的问题。几位诗人因为没有批判中国政府，引起了某些“有良知”人士的高度不适，其中一位诗人谈到自己追求“气氛的精致”，事后却被扣上“中国官方诗人”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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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导的片中，所有人或许后会无期，但其实他们的人生道路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所以所有小的人生际遇的差异，都被放大，升华为抒情的时刻。告白难免矫情，告别都是不“用力”就出不来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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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星Ortiz主持这一纪念仪式，最后深情地爆出粗口，礼赞波士顿：“This is our fucking city!”在爆满的球场里激起不息的欢呼声。这句发乎情而未能止乎礼的粗口随着直播传遍了全美国。人们立刻把目光投向监管电视节目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因为在直播中爆粗口足以受到严厉的处罚。然而委员会在推特上顺应民意回应说，这一句“发自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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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6 10:08:05
关于日据上海的文化界出版界情况，一直有不少史料上的整理和学术上的讨论。不过，重点更多放在那些“气节的楷模”，如左翼作家柯灵，“五四”老作家王统照，进步剧人李健吾，等等。对于附逆作家，文学史家们历来在道德谴责之外，不愿更多着墨。现在人们发现这“灰色”是更刺激性的题目。灰色上海的文人生活在一系列具体但不易被体察的现实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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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过，古希腊人不喜欢没有对手的第一名，他们喜欢第二名后来居上，第一名被神惩罚。就在《纽约时报》夸奖英国民族自豪感的同一天，它还发表了另一份奥运报道，题为《两大赢家不得不成为对手》。题目有点耸动，内容却近乎“和稀泥”。作者一方面说奖牌榜前两名中美之间必然竞争，一方面又说这种竞争还没有情绪化，而且双方的强项不重合。文章中采访了一名美国奥运小观众，她说，“人们天天说中国是不是在技术上已经领先了，现在我们要证明我们在身体上领先。”而美国的女短跑选手们并不是在和中国队同场竞技，脑子里也是装满中国：“他们（指中国队）一开始把我们美国打惨了，我们今天决心好好跑，让奖牌数上去。”其实，这和美国近来的政治经济大国心态如出一辙：他们现在越来越害怕沦为第二，但同时又特别渴望通过寻找现在的第二来竞争一把，以振奋自己。中国是他们不断紧盯的那个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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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这次奥运，各种公知体的批判也并非完全无的放矢，然而占了一点理就去抹杀中国体育人所展现的竞技之美，未免就又犯了“以理杀人”的道学家错误。当他们批判中国的举国体育民族主义时，虽然义正词严，但却留下了意识形态陷阱，甚至是有意无意在强化别人的体育民族主义。 说中国运动员都是训练出来的机器人，这是让任何体育迷都会发笑的，因为没有强大的心智和充分的个性现如今谁能在比赛中笑到最后？这种比赛机器人的观点，其实是美国当年冷战体育政治的残羹冷炙，西方一些媒体今天拾起来又用到中国身上，已显拙劣，没想到中国人竟然会开始对号入座，自我妖魔化。在冷战期间，在和苏联东欧的体育竞争中如果失利，美国的句式就是“苏东把运动员变成了金牌机器，多么没人性；”如果美国胜利，句式就变成“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胜利，这是自由世界的制度胜利。”冷战时期的奥林匹克意识形态还是早点休息吧，我们自己的“公知体”如果还拖着这样的泥水，是自然会动作变形，也害了“公知体”中本来具有的那点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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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杰荣教授任教于纽约大学，但我作为纽约大学的中国学生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这也并非全因为我孤陋寡闻。成立于1831年的纽约大学号称美国“最大的私立大学”。成为纽约大学的一员，真有一种盐消失于水的感觉。我在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近六年，也只是对文理学院和研究生院中的文科院系有些了解而已。孔杰荣老先生所在的法学院，是纽约大学里最富声誉的一个学院之一，在美国法学院中排名长期在前五。本来，在美国各大学，法学院由于其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的地位，往往相对独立；而纽约大学法学院在盛名之下，就愈发“傲娇”，再加上学位体系不同，课程不对外，显得和别的学院往来不多。因此关于法学院和孔杰荣，我只知道马英九曾经在那里读过法学硕士，并曾得到过这位教授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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